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综合福利水平是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根本宗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在贸易经济利益的分配与环境效应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分工模式的新特征。垂直专业化背景下,一国(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具体生产环节,总值统计基准的贸易规模在衡量贸易经济利益方面有失偏颇。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也为发达国家碳排放及环境污染转移创造了契机。如何正确衡量贸易的经济利益及国际分工地位、合理审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环境效应及综合福利效应,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国内增加值与碳排放效率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对垂直专业化的经济福利效应、环境福利效应及综合福利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讨论。采用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建立理论与实证模型,并利用WIOD、世界银行、统计年鉴等国别及行业多层次统计数据,对垂直专业化率、分工地位、出口国内增加值比例、碳排放效率及贸易的综合福利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表明:(1)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外向型经济已完成全球价值链融入阶段,目前正处于向价值链提升阶段转变。东亚地区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轴心领域,世界各国因受国家规模、要素禀赋及发展阶段等差异性因素影响,垂直专业化率具有不同发展趋势与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低技术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较低,而在中高及高技术行业中垂直专业化率较高,进口依赖性强。(2)垂直专业化分工改变了传统贸易经济利益内涵,一国的贸易获利能力与分工地位需要从增加值视角重新得到审视。国内增加值核算体系显示出国外流入要素占据中国贸易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增加值率均相对有限,整体处于国际分工不利地位。制造业受行业特征及要素密集度差异影响,各行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国际分工地位指数亦明显不同。发达国家多处于价值链资源整合阶段,依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优化获取可观贸易利益,掌握了国际分工主导权。(3)从贸易的经济福利角度看,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通过增加值比例效应、出口产品结构效应及需求扩张效应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由于中国相对缺乏价值链高端生产要素,虽然其出口产品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优化转型,但目前整体仍处于以出口规模扩张为主导的不利局面。即出口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扩张效应为正,增加值比例效应为负,内源性相对不足。国际分工地位、要素禀赋、研发投入及国内设施配套是提升贸易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4)从贸易的环境福利角度看,中国承担了高于其实际碳排放的国际减排责任。尽管垂直专业化可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碳排放效率改善,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然而由于技术水平、出口产品结构及规模等因素限制,中国尚不能避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端的尴尬境地。提高中国的环境福利效应需要技术创新及出口产品结构的协同优化。(5)考察了包含经济与环境的综合福利绩效后发现,垂直专业化较传统分工模式在提升各国综合福利效应上更有优势。且各国人力资本积累即技术水平是决定垂直专业化对综合福利绩效正效应的关键因素,并存在门槛值,低于该阈值的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可能会恶化其综合福利水平。实证结果印证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可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果,提出了新型分工模式下如何提高贸易综合福利绩效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