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贯穿于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之中,深深影响武术人的技艺提升、武德修为、人生态度等,是与“崇文”相对的客观性存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尚武不仅是近代中国摆脱羸弱、实现强健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当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之源。源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韩非子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行了概括。轴心时代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三种文化形态不仅成为后世基本范畴和文化母题,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尚武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基于此,本研究以尚武为对象,运用文化史研究方法,从“竞德”、“争力”、“逐智”三个维度,对应于“武”之“止戈”、“持戈”及其“持/止”张力的智慧化调适,提炼内在逻辑、行为特征和互动关系,梳理其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以此回应社会尚武认知的单维性,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助力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第一,轴心时代“武”的“德、智、力”文化内涵,蕴含着后世“武”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在文武逻辑辩证的框架中,于学理上将“武”演绎为“武力”的“张”、“弛”而尽显“智慧”,渗透于中国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例如,国家治理的“外儒内法”特征,其“儒”是“德”,其“法”是“力”,其“内”“外”组合体现为“智”。军事实践的“兵儒合流”特征,以“兵”体现“力”,以“儒”彰显“德”,以“合”追求“智”。另一方面,将尚武具体化为文化新系统。“德”对“师出有名”的注重、表现为“象征性打击、有限度打击”等,“智”以“以破求全”而实现胜利成果转化的“代价最小化”、追求“强己弱敌”之效及其优劣强弱态势的转化,“力”则注重“武备”“武风”“武艺”等战备物质基础的建设。第二,尚武具有“竞德、逐智、争力”三个维度的文化结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文化基因,被武术细化为人与人的伦理、技术互动关系后,不仅以“竞德”方向性伦理的规定、“逐智”优化性策略的倡导、“争力”提升性技术的基础,型构了“力技术+德伦理+智策略”三维一体的尚武文化实践新系统,而且还将三维一体的尚武深入到“练以成人”的文化实践之中,形成了由德之竞、技之争、双修之逐智组成的“德技双修”文化特征,交织为“武德与功夫”两大主题,变奏为“武”之“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第三,“竞德”更多是对强者“止戈”的期待。它的内在逻辑既规定了“武”的方向,也从“动作方式、力度、速度、幅度”对武术技术文化进行了多元化规制、在攻防效果上实现由打人而“放人、制人”的转变、在思维方式上确立由打败人到服人的新目标,还将商周敬祖之德改造以祖师信仰而为“武”之方向性提供正当性来源,最终形成了祖师信仰、制度安排、武技践行组成的三维一体的暴力治理文化形态。第四,“逐智”既是弱者智慧也是强者的艺术。它以兵家思维策略和道家智慧生成了“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逻辑;其技术表征既表现为强者和弱者的方法之“巧”、动作视觉效果的“诈”,也将尚武“逐智”外显为强者和弱者的“指东打西”以及“拳打人不知”和“以小打大”三重技术境界,内隐于暴力冲突情境中“打”与“不打”的适度转换、“打”之良性结果的控制及其“打而不伤”所获得的“象征资本”;其冲突互动是对看似不可调和的“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进行平衡和调适。第五,“争力”更多是弱者“持戈”的追求。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提升;其技术文化系统是以劲力训练为主线,内化为提高打击力、追求周身一家的完整性,外化为提高抗击打力、提高对手劲力感知力和敏感性;其冲突互动是身心二元的同时“争力”过程,是在暴力情境“有人/无人”的预设中克服冲突性紧张与恐惧、锻炼“敢打性胆气”和“必胜性胆气”。第六,在“竞德、逐智、争力”中,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保持“德/力”的合理张力。尚武的“德/力”张力,一方面形成了武术“力实践、德话语”文化系统,并以“竞德”统一武术拳种流派的“家族相似性”,保持武术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以不同的“逐智”、“争力”促进武术拳种流派的百花齐放,使武术文化呈现为个体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德/力”张力也影响了尚武的方向性规定、优化性配置、实力性提升,决定其强者更为注重“竞德”、弱者更为倾向“争力”、强弱者均有或止戈与持戈智慧性运用的发展方向,对武术人“消费武术”的方式、“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练以成人”发挥了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