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新兴加转型的双重特征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由终极控制权侵占效应导致的最终控制人与中小股东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及真实案例。与此同时，“法与金融”学派提出外部治理环境可能对内部治理问题起到缓解或者弱化作用，近几年少数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各地外部环境差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然而大多仅研究其直接效应，两忽略了外部因素可能与内部治理因素交互影响对公司治理产生间接效应，如何缓解内部治理的负向效果。因而将外部治理环境纳入框架，双重视角重点考察外部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特征的交互作用具有较高意义和创新性。　　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终极产权论，创新性地将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选取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2005-2012年A股市场1133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控制权特征及外部环境内外部治理效应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外部治理环境与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显示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与国外学者结论不同，可能由实际控制人“掠夺性分红”行为造成;控制权比例与公司价值呈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有负向影响，造成公司价值损耗;考虑最终控制人性质，发现非国有控制公司的两权分离负面作用十分显著，而国有控制公司反而呈现显著正向提升作用。在此基础上，将外部治理环境加入公司治理分析，发现市场化进程、法治水平对公司价值有促进作用;而控制人性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检验，发现非国有性质会显著强化外部环境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通过交叉项检验和分组回归发现市场化进程、法治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缓解两权分离对公司价值的负向效应，也就是说外部治理环境间接缓解了内部治理的矛盾冲突。而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价值以及其对两者的缓解效果不明确，可能与我国的市场与政府关系较复杂有关。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双重角度优化公司治理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