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9%的增长奇迹。其中,出口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1978年我国出口额仅有95.7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0.75%。2011年,我国的出口额就增长到1898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0.4%。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地区间出口贸易差距的不断扩大,出口贸易在东部地区发展最快,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缓慢。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现象也不断加强,产业分布、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等经济活动日趋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各类区域大都市圈与专业化产业集群遍布于全国各地,如昆山的电子产业集群、宁波的服装产业集群、温州的鞋业集群等,地理集聚显著提升了我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带动了区域出口贸易的增长(袁志刚,2003；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然而,地理集聚如何提升区域产业比较优势、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内在机制却一直比较模糊,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结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传统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从要素供给、技术溢出、规模报酬递增等角度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区域出口贸易的影响,证实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集聚优化了决定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从而促进了当地出口贸易的发展(Krugman,1979,1980;Poter,2000).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只强调了集聚经济的宏观或中观效应,鲜有文献深入研究地理集聚与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而实际上,集聚经济在本质上却是微观的(Martin et al.,2008),它是不可能直接促进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只能先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宏观表现。因此,从微观企业入手探讨地理集聚影响出口贸易的内在机制,将对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为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公司金融理论、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等相关理论,考察了地理集聚影响出口贸易的微观机制。本文分别从契约执行、融资约束与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了地理集聚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全面、准确地实证检验。本文共分为7个部分。导论包括问题提出、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创新点与不足。第一章简要回顾了地理集聚与出口贸易的相关文献。第二章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分别从契约执行、融资约束和技术进步三个角度,考察了地理集聚影响出口贸易的微观机制。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分别依次对第二章的理论预期进行了计量检验,验证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为中国有效利用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出口贸易发展和结构转变提供了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在不完全契约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尤其促进了契约密集度较高行业内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第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通过改善融资环境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对外部融资依赖较高的行业而言,地理集聚格外促进了这类行业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第三,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还能显著地促进技术复杂行业内企业的出口决策,从而有助于地区出口贸易结果的改善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第四,地理集聚对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其对企业出口量的作用,这说明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更多地是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扩展边际”的增长,而不是“集约边际”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