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操纵因素之一。纵观国内外翻译史,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作用至始至终贯穿其内,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每一次翻译高潮的翻译动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无不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牵制和制约,无不映射出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以英国为研究目标,学习其富强之道,探讨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先进的原因。抱着醒世觉民、富国强政的理想和目的,他先后翻译了十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逻辑学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为世人所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这些译著将西方有价值的进步思想比较系统地传输到中国,使窒息已久的中国思想界开阔了眼界,满足了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渴望。作为翻译家和思想家的严复备受后世译界的关注,其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常被作为研究对象,引发各种评价,既有赞誉,也有争执,而将严复的翻译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尚需增补。论文以严复的翻译为介质,尝试从翻译的外部因素阐释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并以此证明严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论文以实例分析为基础,证实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并且以不同形式对该过程进行操纵。首先,晚清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严复的翻译动机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统治岌岌可危。而以儒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桎梏了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为挽救危机,主张向西方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朝廷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下,作为进步的思想家和文人,严复的翻译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醒世觉民、富国强政,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这也即是严复的翻译动机。其次,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对严复的翻译选材有很大的影响。为挽救国家,严复先后选取具有代表性、为世人称道的《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等八大社会科学名著为翻译素材,以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开阔当时闭塞的中国文人志士的视野,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目的。严复的翻译选材印证了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再次,意识形态对严复翻译策略的影响也无处不在。在翻译实践中,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的提出,及其达旨、求雅之术无不印证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改写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和制约。将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应用于严复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译者在翻译实践、文化改造和意识形态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影响译者翻译动机、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外部因素,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价和赏析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