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重心由产业部门和其他服务部门向金融部门偏移的动态进程,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精英的经济活动重要性不断提升。在现代经济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密不可分,但金融是核心。经济活动重心逐步转向金融部门以及与之伴随的各类资源向金融部门集聚,必然对实体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实体企业价值增长等形成冲击或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就是经济金融化的增长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稳步融入国际体系,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同时由于世界经济金融化、自由化、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逐步形成、程度不断提高,其增长效应逐渐显化和扩大。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由前30年的高速增长减缓为中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泛金融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的FIRE企业）和实体产业的成长性迥异。这些现象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是经济过热、“助虚向实”的催化剂还是经济衰退或停滞、“脱实向虚”的伴生物,要求我们深入探究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区域经济、企业价值增长的关联机理与作用效应。在此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增长效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论文依循这一主题,依托经济金融化的增长效应的基本原理（其扼要论述见第一章）,旨在解答四个问题:（1）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程度及演化特征。其主要内容是:依托相关理论,界定经济金融化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金融化的度量指标体系（包含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金融利润占比、金融业就业人数占比）,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指数合成,量化考察中国经济金融化总体水平、分项差异和演化特征。第二章“中国经济金融化进程的测度与特征”主要解答这一问题,铺垫后续的增长效应等分析。（2）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其主要内容是: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借助门限回归方法和TVP-VAR模型法,选用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数的同比变化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用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实体经济GDP同比增长率作为实体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判断不同经济金融化程度下的影响差异和时变效应。第三章“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解答这一问题。（3）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借助系统GMM估计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选用省级金融业产值占该省GDP的比重作为区域经济金融化的代理变量,选用人均GDP来衡量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中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分析不同区域的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及力度。第四章“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解答这一问题,以期从经济金融化视角理解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4）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增长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从金融资产分配角度,选用金融资产占比来衡量企业金融化程度;选用现金流入代表资金管理动机,选用金融收益代表市场套利动机;运用OLS回归分析,辨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资金管理动机或市场套利动机）;运用门限回归模型,比较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股东激励水平下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第五章“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企业价值增长效应”主要解答这一问题。论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第一,中国经济金融化是在波动中逐渐提高的动态进程。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数在样本初期的2002年第一季度为-2.357,在样本末期的2019年第四季度为3.009（亦为样本期内的最大值）,据此刻画的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大幅上升。但在72个季度的样本期间,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数波动较大,出现了四个谷值、峰值。第一个谷值、峰值分别为-2005年第一季度的2.871（也是样本期内最低值）、2007年第四季度的-0.176;第二个谷值、峰值分别为2008年第二季度的-0.970、2009年第二季度的1.401;第三个谷值、峰值分别为2011年第三季度的-0.703、2016年第二季度的2.669;第四个谷值、峰值分别为2018年第三季度的1.088、2019年第四季度的3.009。因此,在波动中逐渐上升是中国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主要演化特征。第二,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应结合现实合理下调,以实现增长效应最大化。门限效应显示,在样本区间内,经济金融化的变动值小于-0.420（含）、处于-0.420和-0.378（含）之间、大于-0.378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1、达到最大（0.058）、降至最小（0.016）。因此,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经济金融化处于合适区间才能最大化其对经济增长的增进效应。时变效应显示,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更为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逐渐减弱,且冲击的力度和方向存在差异,具有时变特征。第三,区域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不平衡性。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化发展不平衡,它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样本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047,是明显的负向影响;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010,具有不明显的促退效应;东北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265,在四大区域中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经济金融化水平最高,但它的影响系数仅为0.120,低于东北地区。第四,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市场套利动机,且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样本区间内,金融收益、现金流入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62、0.0002,这表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动机主要是市场套利。引入滞后一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平方项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系数为3.427,证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分别以企业规模和股权激励作为门限变量进行门限回归分析发现:在企业规模过大时,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正增长效应不再显著,甚至可能存在负向影响,影响系数由3.267变为-0.374;股东激励只有处于合理阈值时,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正效应才能最优,达到1.162,当股权激励过低时,该效应不再明显,而股权激励过高时,该效应转负,影响系数为-1.047。上述研究发现表明,在一定区间、变动范围或限度内,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对企业价值增长是有益的,因此,对于经济金融化,既不能一味推崇,也不能简单否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控经济金融化的“度”,提升经济实体化的“质”;金融部门必须回归本源,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导非金融企业聚焦主业、创造价值,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从经济重心转向金融部门及其结果入手,界定“经济金融化”,并选取对应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考察中国经济金融化演化历程。这既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也保证了指标权重分配的客观性,在改进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测度上作了初步尝试。第二,从剔除泛金融业的实体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企业价值增长的宏观、中观、微观的三个层面,采用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增长效应,丰富了金融化效应分析方面的文献。论文的不足在于:探讨了区域金融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暂未及考察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导源于区域金融化差异,并且未将空间因素纳入考察范畴;论文对本文、类似文献在所涉子论题上的实证结果做了一些比较,但总体仍较粗浅。深入比较并探寻差异的成因,才能深化论题探究、凝聚学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