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专制国家向近代民主国家过渡的重要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1840年开始，战争连年不断，泱泱大国忽然变得脆弱不堪，上至皇帝下至布衣，都在寻求着富国强兵之路，以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这种困境。在洋务运动经年累月的成果于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之后，很多人开始将积贫积弱的问题归咎于封闭僵化而效率低下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验，却因为光绪皇帝节奏过快而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最终发动政变导致了失败。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打败了中央集权，吃亏最大的却仍然是中立的中国。形势江河日下，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尝试着进行改革。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开始，清末的宪政改革逐渐提到了日程上。虽然地处偏远，但是由于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得东三省的宪政改革开始得并不特别晚。从本文的研究情况来看，基本是按照离京城的距离依次放缓，即奉天领先，吉林次之，黑龙江最后。宪政改革的内容包括普查、财政、巡警、实业、官制、教育等等，然而最根本的改革还是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尝试，即开展了各省谘议局与国家资政院的选举及与议会极为类似的谘议局会议。谘议局的筹办工作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清政府未明确到底如何改革时，东三省就已经由赵尔巽等启动了一些新政改革。作为清廷的根本之地，很多实验性的改革都以东三省为率，如官制改革、预算体系改革等。从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开始，东三省的新政工作正式开始，而新政的推行也是谘议局形成的基础和根本。在未设立谘议局之时，徐世昌就成立了谘议厅，其人员结构与操作模式为后来的东三省，乃至全国的谘议局都打下了基础。而黑龙江的程德全也是新政改革的表率人物之一，在官员中最早提出“速开国会”、积极进行垦务运动等，都体现了他思想比较前卫、敢作敢为的态度。然而与徐世昌的不合与身体原因等使他过早的离开了黑龙江巡抚的位置，由原奉天左参赞、徐世昌的得力助手周树模接任。而吉林则成立了调查局，更由民众自发的组织了吉林自治会，积极的进行自治活动，包括为维护吉长铁路路权而发动的“公民保路会”都是在吉林自治会的带领下进行的。然而这种行为触动了督抚们的敏感神经，谘议局筹办处成立后，很快将自治会收编。在谘议局筹办处的运行期间，各省都进行了自治人才的培养，包括各级“自治研究所”、“调查员/统计员养成所”等机构层出不穷，为后续的选举与议事充实了人力。选举作为民众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在东三省进行得也颇为波折。奉天省由于设治规范，组织架构明晰，参与人员勤勉，且当时已有电报，通讯显得方便了许多，使得其调查与选举过程均较为顺利。在此过程中，奉天谘议局筹办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每天均要解答各地提出的问题，累计上百条。其有未能解释者，则直接电宪政编查馆进行剖析核实。吉林省由于设治不够规范，为此未能全部按照宪政编查馆的规定以府为单位，这主要是由于依兰、密山新设治并人烟稀少，且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而黑龙江的选举显得更为仓促，主要是在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难以界定和区分。大量的旗民和鄂伦春、赫哲等民族，非但对汉语，甚至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字都未能精通，多数被排除在了选民之外。同时省治辽阔，议员往返耗时颇多，参与组织的人对民主制度理解的不透彻等，也是造成黑龙江选举并不太成功的原因。由于选举权利界定得较为严格，使得大部分底层民众并未获得选举权，而主要由各地的士绅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名额。最后选定的谘议局议员中，各种具有旧式功名的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黑龙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而且黑龙江的议员中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最少，也使得黑龙江的谘议局开办得较为保守。奉天接受新式教育的议员最多，这也是奉天谘议局议案最丰富、协调能力最好的原因之一。对于清政府、和督抚们来说，谘议局并不是彻底的一个立法机构，而只是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一个咨询机构。尽管如此，由于政策的倾斜，谘议局在当地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尤其在奉天省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数较多，使得奉天谘议局的表现尤为良好，不但程序明晰、操作规范，而且也能够对督抚及各级行政机构起到监督的作用。谘议局开办3年，共有200多项议案，涉及政治领域的所有角度，其对于改良政治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与奉天类似的是，吉林的谘议局也起到了很好的开化民风士气的作用，并且在行为上显得更为激进，在面对“间岛“问题丧失主权时，直接提出了“质问外交失败”的议案，在商讨依兰府地区的利弊以及垦务问题中，也提出了改革税收、减轻民负的积极方案。而黑龙江则显得比较保守，所见的议案也比较温和，多以顺应政府的改革思路为主，鲜有透露出站在民众角度上提出的议案，说明其议员官本位思想还是比较严重。在省级的议事机构成立之后，又在东三省的各地开展了自治组织的建立。地方自治的组织架构与省级的组织架构十分类似，由各府厅州县的地方长官主持。其中有较为成功的案例，如奉天的铁岭、海龙，吉林的滨江、双山，黑龙江的呼兰、绥化等。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庆城的自治竟然不了了之。由于赵尔巽的保安与观望方针，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但是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组织却一直得到了延续，直到民国之后，袁世凯复辟之前，才下令停办自治并结束了各地自治的组织。辛亥革命期间，东三省由时任总督的赵尔巽领导的保安会，扑灭了革命的火焰，划东三省于革命范围之外，虽有小股势力，但终被其一一化解。辛亥革命之后，之前的谘议局转身为临时省议会。虽然并不特别合适，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谘议局时期对民智的开发，使得临时省议会行使其权利较之之前更加得心应手，而且民风士气也的确较之谘议局时期有了明显的改观。奉天临时省议会与盐运使周肇祥的斗争，最后迫使其离职，即是临时省议会进行斗争的典型。在当时各省的斗争中，鲜有成功的案例，而弹劾周肇祥案不但成功击败了周肇祥，甚至令赵尔巽也心灰意冷，其随后的归隐，未必不有本案的原因。在临时省议会之后，进行了第一届省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然而由于袁世凯当局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与对行政长官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之后的第一届省议会话语权逐渐丧失，行事逐渐趋于平淡，直至1914年停办。可以说，临时省议会却超越了第一届省议会在民国初年较好的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