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始迅速发展。1994年随着国家加大推行住房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国城市住宅进入了一个新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大发展时期。不仅住宅的建设量空前，而且住宅的空间形态和居住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文正是对这一时期(1995年以降)的城市住宅的户型研究。但是笔者以为，在这场深刻的转变中，主流建筑学理论正在失去它的阐释和批判能力。本文试图绕开这种人本主义的学术思想，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从生产体系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入手，揭示住宅空间形态在商品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意义。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对城市人日常生活形态的整理和分析。通过搜集整理相关调查研究，找出大城市普通人生活实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它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偶然性关系。这种偶然关联使我们抛弃人本主义视角去理解它们的形成。于是研究视角转向结构：生产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日常生活形态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恰恰是生产体系的利益所规定的。但是通过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这种生产体系所型塑的生活又投射为普罗大众的幸福生活。 2.对1995年以来我国大城市普通住宅空间形态的分析。通过对几个大城市的普通住宅进行抽样统计，发现普通住宅呈现的趋同现象。根据统计结果找出“普遍户型”这一原型，并绘制了普遍户型的谱系图。进而，研究揭示了普遍户型在居住质量上的种种特征与局限，从建筑理论上讨论了这种居住与生活需求之间联系的偶然性，也简要地描述了普遍户型出现的历史和地理上的偶然性。这些说明普遍户型其实也只是一个颇具偶然性的选择。 3.对住宅户型的编码分析。笔者将叙事学、符号学与建筑学相结合，对住宅编码的机制、功能、策略以及在具体空间实践中的法则进行详细地分析。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种种偶然性都被住宅编码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欣然以赴的必然生活。而且这些编码的书写法则都被内化于人们的“主动”实践中，于是生产体系的意识形态运作从家庭生活中隐去，只留下人们“自在自为”的“幸福生活”。 经过这三方面的分析，构成了对当下基于在市场机制和技术理性之上的城市住宅产业的批判。也构成了对建筑师身份、工作目的和策略的反思。笔者希望通过这个粗浅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多样化生活是怎样被生产体系的意识形态约束为“普遍生活”，而这贫乏的“普遍生活”又如何被住宅的编码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多样性”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