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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粗放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随着“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消失殆尽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愈演愈烈,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限制。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技术创新是破解经济发展限制与环境污染双重矛盾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技术创新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然而技术创新会受到众多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政府管理工具能发挥一定的调控作用,经典的“波特假说”即建立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关系假设之上,但现有理论研究对两者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在此背景下,以政府政策为切入点,研究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波特假说”、“污染避难假说”以及“政府竞争”理论出发,主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强、弱波特假说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种类型,分别研究其对区域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其次,将技术创新作为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变量,尝试探讨强、弱波特假说之间的动态逻辑关系;最后,从本地-邻地视角研究了本地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临近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后,选取了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及最大似然估计(ML)等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①首先,环境规制能够释放“环境红利”,不同类型的规制都能抑制CO2、SO2和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其次,对“弱波特假说”的检验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正;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U”型的曲线关系,2005年之后逐渐有少部分地区跨过了拐点,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处于曲线左端。最后,在“强波特假说”的验证上,命令型规制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观设计型和实用型专利数量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市场型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呈现“U”型曲线特征,但所有样本均未跨过拐点,此时发明型专利数量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缓冲作用。②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当同时考虑地区经济相关和地理距离时,本地命令型规制与邻地技术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只考虑地理临界性时,这一关系部分得证,当只考虑经济相关性时,本地命令规制对邻地技术创新的影响变为正向;当只考虑地理临界性时,市场型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权重矩阵中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选择事宜的环境规制工具;逐步引导环境规制体系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共治的模式转型;多措并举,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和相关补贴,完善管理制度;把握相邻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形式和强度,构建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同发展机制。
本文从“波特假说”、“污染避难假说”以及“政府竞争”理论出发,主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强、弱波特假说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种类型,分别研究其对区域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其次,将技术创新作为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变量,尝试探讨强、弱波特假说之间的动态逻辑关系;最后,从本地-邻地视角研究了本地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临近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后,选取了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及最大似然估计(ML)等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①首先,环境规制能够释放“环境红利”,不同类型的规制都能抑制CO2、SO2和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其次,对“弱波特假说”的检验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正;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U”型的曲线关系,2005年之后逐渐有少部分地区跨过了拐点,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处于曲线左端。最后,在“强波特假说”的验证上,命令型规制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观设计型和实用型专利数量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市场型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呈现“U”型曲线特征,但所有样本均未跨过拐点,此时发明型专利数量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正向缓冲作用。②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当同时考虑地区经济相关和地理距离时,本地命令型规制与邻地技术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只考虑地理临界性时,这一关系部分得证,当只考虑经济相关性时,本地命令规制对邻地技术创新的影响变为正向;当只考虑地理临界性时,市场型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权重矩阵中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选择事宜的环境规制工具;逐步引导环境规制体系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共治的模式转型;多措并举,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和相关补贴,完善管理制度;把握相邻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形式和强度,构建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同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