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复仇者的结局要么是依法裁决的“死”,要么是被统治者宽赦、社会舆论支持后的“生”,复仇将情理法的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法治社会里,对复仇的违法性毋庸置疑,但是复仇体现的情理法冲突仍困扰着法治建设。本文通过对古代复仇问题的研究,分析古人在复仇问题上探索的情理法结合的解决方式,对当今法治建设做出有益思考。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古代关于复仇的立法、司法状况以及社会态度。虽然原始社会不存在复仇与法律的关系,出于完整性,对原始社会复仇状况作了简要介绍。各朝法律对复仇的态度基本保持一致地否定、打击;而实际处置时,司法和社会舆论却对复仇者给予了莫大的同情、支持和鼓励。第二部分分析了复仇问题的根源和复仇体现的情理法冲突,介绍了古人对复仇问题探索的情理法结合的解决方式及具体运用。由于施报文化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司法权弊病的存在,复仇屡禁不止。古人为解决复仇问题体现的情理法的冲突进行了探索,采取多元标准,形成了情理法结合的解决方式,立法中形成了有特色的任官制度和恤刑制度,司法上强调执法原情。在前文的基础上,第三部分探讨了古人在复仇问题上探索的情理法结合解决方式对法治社会的启示。在法治社会首先应当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其次,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最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恰当运用情理法。立法中要恰当吸收情理因素,社会变化时法律中的情理因素也应当作相应调整;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发挥情理的作用:结合情理因素进行事实认定;灵活运用情理,发挥调解制度的优势;法律缺位时使用情理弥补;司法应结合情理实现法律目的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