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理论及其方法为内涵的意识流小说诗学，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有识之士“别求新声于异邦”以降，迈着蹒跚的步履行进到新时期，触发起以它为突破口的叙事艺术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上，这场革命扮演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由外部社会历史的描摹到对内部意识结构和复杂人性的表现的历史性转递的角色；在中外文学交往视野中，则揭开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尚无学人予以专题理会、但值得回味和阐释的“接受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 这一页向世人展现的主要实绩是；坚守“以我为主”的接受立场；叙事艺术出现新的因素。但是，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愈加发觉个中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遗憾”：首先，“他者”有的，我自然就有，非我莫属的心态十足；其次，中国文学领域各群体间一般来讲，各自为政者多；再次，自以为是的“东方意识流”在国外影响委实十分有限；第四，忙不迭地追赶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一波接一波。这些“历史遗憾”作为问题的存在并不让人觉得陈旧而孤寂。眼下业已既成的显明缺失就是最好的作答：一无在本体的意义上为世人所回味无穷的、美的经典性文本；二无直接由本土所提出的令举世关注的“热点”话题。这对关心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人来说，怎能不感到因对历史的“接受”的阐释而滋生的现实之“焦虑”呢? 惟有积极的精神，才会为自己寻求活动空间。“焦虑”的消解祈求于“指归在动作”，而“动作”如若要到位就不得不正视：当我们匡正某种缺陷的时候，聪颖的方法通常是思索它在系统中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向使不这样，我们或许只祛除问题的症状而不触及欠缺的根源。驻足于中外文学交流的平台，不难见出，导致“显明缺失”的“历史遗憾”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我们的国情来说)正是系统的运作。“运作”强调的是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因而它最需要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相关的各方，主动自觉的协调配合和坚持不懈的锐意进取，以便使我们的民族所创造的那些更具全人类性、更为人性化的精神产品，得以附着于当代世界先进文学的表达中，并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读者所欣羡地接纳。这既是我们面向新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一种生存策略，同时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自信与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