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墓作为风水丧葬文化的物质载体既有精神又具有物权属性,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以坟产为中心的争讼抱有极为关注。坟产纠纷的缘起和审断在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下形成一套固有的内在逻辑。行至近代,自晚清订立《刑律草案》,中国逐渐搭建起以西法为蓝本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法制的近代化转型,坟产纠纷案件的诉讼和审断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化。本文以四川高等法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处理的地方坟产纠纷案件为核心资料研究近代法律转型中的坟产纠纷案件。文章第一章梳理了坟产纠纷的一般缘起。风水文化、除留习惯以及宗族共有以及出于经济利益的侵占是绝大多数坟产纠纷的缘起。坟产纠纷案件往往蕴含当事人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诉求,这导致该类案件屡讼不绝。第二章至四章在梳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坟产纠纷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着重将坟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与审理放在近代中国司法转型的框架下考察。第二章考察近代建立的诉讼法对坟产纠纷案件的影响。不管是大理院所代表的最高审判机关还是四川高等法院代表的地方审判机关,都在其审理的坟产纠纷案件中适用了诉讼法。人们对于坟产纠纷的诉讼热情使得诉讼法被当事人作为一种继续上诉的资源。另一方面法院在审判中适用诉讼法驳回上诉,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坟产纠纷的缠讼。但在大多数坟产纠纷案件的判决中还是事实优先,一些案例还能明显体现当时四川高院实体优先程序的价值取向。第三章从实体法适用角度对坟产纠纷案件进行考察。坟产纠纷民事案件主要适用民法中关于物权划分的法条;刑事案件则主要适用刑法中的“发掘坟墓罪”。一定数量案件的审判中,风水丧葬的习惯,如捡筋迁葬及迁葬的仪式等作为情理被考量,实际承担着习惯法的角色。第四章在梳理坟产纠纷案件中常见证据类型基础上考察案件证明的实态和特点。四川坟产纠纷案件中常见的证据类型:一是多用来证明坟地沿革的分规、族谱、县志、碑约等;二是多用来证明坟地所有权的契约材料,包括买卖契约、纳税红契、未投税印契等;三是案件审断过程中法院为了解实情所作勘图或履勘笔录。从案件统计可知勘图在判决中往往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对于年深代远的事实,法官主要是通过心证推定。但在实际证明中,两造常常存在举证不力,空言上诉的情况。而坟产纠纷案件中存在的证据缺乏,事实难辩的情况又为当事人提供争论空间,从而形成了上诉-驳回-上诉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