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自然灾害,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也是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各种自然类和社会类突发性灾害频发,处理和应对这些突发性灾害事件成为衡量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准。而政府在应对这些突发性灾害时无论在资源还是能力方面都面临无限性要求的挑战,这驱使政府在政府体系之外寻找新的“助手”,而社会组织则成为了灾害治理的重要协同主体。在灾害治理的实践中,依靠理念、技术、资金参与灾害治理的救灾类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并且与政府形成了互动关系,但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灾害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就显得必要而紧迫。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可见于灾害治理的讨论和政社关系的讨论。这两类文献对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该问题不乏有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但是灾害治理的研究忽视了灾害本身的空间性特征,政社关系的文献忽视了政社互动关系中的政府的“碎片化”特征。灾害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政府是灾害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供给者、灾害治理过程中的差异化行动者以及灾害治理主体间的组织协调者。而社会组织则发挥着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与推广、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整合与动员、救灾和救援工作的开展与提升的功能。灾害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和社会组织的功能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灾害治理中的功能网络。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通过构建“互动主体-协同空间-工具选择”的分析框架,以力图揭示灾害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制度结构的分析发现灾害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多主体的互动网络、全流程的组织协同以及制度化工具运用,这反映了一种理想化的政社互动关系的设计。而通过对灾害治理中政社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服务供给下的多元网络聚焦、资源结构失衡下的空间收缩与扩展以及需求方缺陷下的多方式互动,而实证的分析之所以区别于制度结构的分析,原因在于三个关键机制的存在:服务供给、资源结构失衡和需求方缺陷,这三个机制的存在使得灾害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呈现出从制度结构的设计到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通过“互动主体-协同空间-工具选择”这一分析框架的讨论和应用,从政策回应的角度讲,政府需要在政社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和连接机制;要优化救灾类社会组织的成立、发展以及成长的政策环境,社会组织也需要寻找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工具选择上政府既要优化政府购买服务体系,也需要明确各种政策工具的适用条件。从理论回应的角度讲,灾害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可以结构化为:互动主体、协同空间和工具选择;同时,可以发现灾害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深受互动主体、灾害协同空间和政府工具的影响,不同的互动主体、协同空间和政府工具会产生不同的政社互动的关系特征,这与一般性的认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