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全球化发展，腐败开始从一国内部蔓延到国际交往中，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一样，导致这种涉外性的腐败往往能够逃避法律的追究，致使国际社会安全和经济稳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出台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参与了公约的制定并通过了该公约。为了进一步履行公约义务，我国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对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关于该罪的规定，二者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国将行贿方式仅规定为给予，贿赂的范围也只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主观方面在故意的基础上还要求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的目的，同时只有行贿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在处罚方面对情节较轻的行为人没有设置罚金刑，而且在已经设置的罚金刑中也只是笼统的规定并处罚金，对于罚金的数额没有明确，处罚的刑种也只有自由刑和罚金。公约中规定该罪的行为方式为直接给予或者间接给予，提议、许诺或者实际给予，贿赂的范围则包含一切不正当好处，主观方面只要求是为了获得与国际商务有关的商业或者其他不正当好处，行贿数额的大小完全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根据我国必须遵守公约义务的原则，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对该罪作出适当修改。将行贿方式在“给予”的基础上增加直接或者间接的给予，许诺给予以及提议给予；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贿赂的范围；主观目的方面去掉商业的限制，只要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好处即可；在保留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情节的基础上增加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况；法定刑方面，在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内增加罚金作为与拘役、有期徒刑并列的刑种，同时对罚金的数额作出限定，区分单位和自然人罚金的数额，刑种设置方面还可以增加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