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从传统型转向现代型。当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从“正三角形”变为“纺锤形”,这种变化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和被抚养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形成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即带来了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至“新常态”时期创造了全球的经济奇迹。但是,人口红利是有条件的,它会随着社会总抚养系数重回50%以上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丧失而趋于消退。进入21世纪初,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趋向“三低”阶段,随之而来的人口经济问题愈发严峻,譬如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促使“银发潮”悄然来临,2003年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的“民工荒”,预示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收紧,尤其是在“新常态”时期,我国人口经济面临更严峻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等。因此,面对“新常态”时期带来的挑战,本文着重思考和探究人口红利,并寻求新的更符合我国人口经济在“新常态”之下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人口质量红利来取代不断收敛的人口结构红利,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本文力求证明我国人口红利转换的必要性的目的,这便是本论文研究的学术切入点。有鉴于此,在深入阐释以现有的传统人口红利来表达人口结构红利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口红利的初认识和再认识,提出了人口质量红利这一新的人口名词,所谓的人口结构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人口质量红利则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而形成的经济效益。同时,本文结合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的历史经验与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和家庭需求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并强调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教育因素在人口红利转换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性影响。最后,本文从简化的MRW模型出发,以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作为自变量和以我国人均产出水平为因变量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揭示了人口质量红利比人口结构红利更具有合理性,并强调我国人口红利转换的重要性。具体来讲,所谓的人口红利转换,指产生人口红利的条件必须及时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向人力资本,带来更多新的人口红利。本文也提出了质量效应红利是构建更大消费需求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可持续的优良人口条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