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市场国家资金主动流向海外的现象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大幅减少的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资本流入逆转”,以往人们多认为大国货币政策调整或国际性金融危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由经济基本面所引起的跨境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逐渐增多。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的这一新动向以及它们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正效应,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的不同投资行为特征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的决定因素、影响和应对规则。早期的相关研究认为,外国投资者减少或撤回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是发生资本流入逆转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又使人们意识到,本国投资者的资本外逃也会导致资本流入逆转的发生,资本流入逆转的内涵因此被扩大。内涵扩大之后的资本流入逆转依然代表的是负面因素,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资本流入逆转的涵义需要进一步扩充。这是因为,出于追求收益和寻找本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目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对外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现象,这一现象显然不能被定义为资本外逃。鉴于此,本研究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分为外国投资者驱动型和本国投资者驱动型两类。其中,外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由总资本流入大幅减少导致,它是外国投资者的行为结果;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由总资本流出大幅增加导致,它是本国投资者的行为结果。即然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有不同的类型,那么不同类型资本流入逆转的决定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对39个新兴市场国家1998-2017年的资本流动季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国投资者驱动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对国际利率等国际因素的变化更为敏感,而本国投资者驱动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受国内因素的影响更大。特别的,本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这两个国内因素的变化甚至会增加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的发生概率,该结果说明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可能并非都是资本外逃。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本研究使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水平下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的结构成分。研究发现,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风险时期,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主要表现为对外短期投资的大幅增加,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低风险时期,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的主要构成成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对外短期投资更具有投机因素,而对外直接投资更看重长期投资收益。因此本研究认为,本国投资者驱动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并非都是以避险为动机的资本外逃,有时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意愿增强的表现,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之一。本国投资者驱动型和外国投资者驱动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具有不同的性质,那么二者产生的影响是否也不尽相同?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各类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外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会降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而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不仅不会降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短期国际资本大幅减少,导致本国的投资资金不足,企业与居民被迫降低财务杠杆,资本流入逆转导致的本国货币贬值还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负担。在当前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本国投资者驱动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则常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且本国投资者增加对外投资的同时,外国投资者也会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资产的购买,这种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变动恰好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剖析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另一边际贡献。除经济增长以外,本研究还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是否必然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实证结果显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不足50%,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和资本管制强度有助于防范由资本流入逆转导致的货币危机。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加都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维持汇率的稳定,但资本流入逆转是否伴随有货币危机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外汇储备的规模,更取决于新兴市场国家运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的意愿。此外,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的分类研究结果表明,外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常伴随有货币危机的发生,而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与货币危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基于不同类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逆转的性质及其对本国经济增长和货币危机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对所有类型资本流入逆转都加以管制是不必要的。然而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管制实施现状的考察结果却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国投资者驱动型和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实施了不加区分的资本流出管制政策。该现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入逆转,尤其是本国投资者驱动型资本流入逆转的理解不够充分,资本流出管制政策还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