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孙中山先生“上书”晚清重臣李鸿章，倡议修建三峡水闸算起，三峡工程历经89年构想、50余载调查和论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论争……三峡工程决策过程，是我国从传统决策向现代决策转型的缩影，也是中共从革命党思维、理念向执政党思维、理念转变的缩影。　　 本论文主要考察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各种力量，也即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及其中共最高决策层怎样与这些社会因素进行互动沟通的。这些“社会因素”指的是在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圈以外的各种影响因素。①虽然，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结构，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政治结构虽然总体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在局部问题上、在局部领域，政府决策权力也在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合理而动态运动。就中共政治结构而言，媒体、学界、智库等研究机构都是隶属于政府有关部门，而不是独立的社会力量。圆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在一定历史时期，它们各自表现出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当然，这种相对独立性是中共权力可以接受的范围，并且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开放的产物。社会力量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的方式取决于决策者怎样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中认知的问题，而这一大环境受着大众传媒、公众舆论、学者的专业意见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尤其是与中央决策层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社会力量与中央决策层意见相左时，中共高层依然是协商而不是独断决策。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初期表现得前所未有。关于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及其对三峡工程决策影响机制，本论文比较容易回答以下问题：(1)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值得关注?(2)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如何通过现有政府组织框架来表达及追求三峡工程的决策目标(上马或是否决)?(3)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型社会中，是否有相对独立同时又试图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行为角色?(4)中国社会力量影响力的强弱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是否与社会力量的强弱有关联?本论文需要回答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力量影响三峡工程决策，是否决策一定的机制，这些机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些机制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有何特点?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三峡工程决策沟通过程中，出现了几种独特的模式，这些模式形成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我们需要还原怎样的社会背景?这些社会背景中包含何种影响因素?这些决策沟通模式，是怎样的通过这样的机制表现出来?具有怎样的特点?对决策产生何种影响?三峡工程决策是在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压力相互作用形成下的大环境下，由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治体制决定着政策形态，但在解释三峡工程决策时应该考虑将社会影响作为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变量。本论文研究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微观层面的行为个体与宏观层面的集合体(国家)在三峡工程决策中如何相互影响。具体言之，也就是弄清楚中国的公共舆论、政府官员、传媒和专家学者以及各种行为体如何营造出特定的内部环境，使得最高领导人在做出决策时无法忽视社会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决策体系中，包含着多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因素。存在多种社会力量影响决策进程，而不是单一化的威权决策方式。第二，在信息网络化、传播全球化、舆论国际化的背景下，三峡工程决策论证、执行受到不断增强的社会力量的制约。第三，全球化已经促成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发展，它们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公众获知信息的方式。第四，社会力量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在三峡工程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强烈。以上结论，是由三峡工程决策的社会影响来决定的。如果是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也许此结论并不必然具有解释力。　　 鉴于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典范性、独特性，论文以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为主线，围绕三峡工程决策沟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关系，结合在不同历史阶段决策过程中的传播形态，考察政治沟通变迁过程。论文考察三峡工程决策过程的政治沟通或决策沟通的独特性-基于不同模式的沟通方式、机制等而提出5种模式：三峡工程决策沟通中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政策论辩模式、政治动员模式、压力模式、网络沟通模式，以及为何形成了这样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大决策的网络沟通模式的可行性(也即是建构重大决策的公民参与的方式、机制与路径设计)。　　 第1章，分析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系统与机制。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独特性(政治沟通过程中媒体模式的转换及其原因分析)。　　 第2章，分析三峡工程决策中的关门模式。关门模式主要表现在决策动议和决策论争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三峡工程决策沟通中的关门模式，是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高决策者并不是认为没有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而主要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可能让大众知情。关门决策模式的主要沟通方式是：会议、文件和最高决策者的调查研究。关门模式背景下的官僚体系存在“信息黑洞效应”。在三峡工程的整个决策过程，领袖人物的调查研究和新华内参都是打破这种效应的有效沟通方式。　　 第3章，分析三峡工程决策中的政策论辩模式。政策论辩的主要沟通渠道是新闻传媒。新闻媒体具有政策论辩、政策讨论的先天优势。公共政策的媒体论辩模式需要在理念、制度、机制等全方位宽领域多层面建构配套制度。比如，培育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理性；培育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创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传播机制和意见表达的机制等。论辩模式中，怎样看待这些决策者与思想者之间的分歧?问题的关键就是切实以制度保障的形式，使得决策中的专业知识与技术问题之争论必须与机械的政治思维分野，意识形态不要直接干预科学交锋，让各方用充分的论据说话。在重大决策方面，党的十三大指出“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要让人民讨论”，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媒体角度看，媒介的政策讨论功能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之前缺少制度性安排。现在的问题是，媒介对某些决策存在的不同意见公开表达仅仅起一种被动的呈现作用，而不是主动的发起、组织与引导者角色。　　 第4章，分析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政治动员模式。动员模式主要通过最高决策层的定调、政治精英的政治动员、媒体动员、会议动员等形式进行。政治动员的优点在于快速、高效，缺点在于运动式决策，容易带来高成本的政策执行。政治动员模式比较适用于国家紧急状态、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决策。政治动员模式不适用于常态下的重大公共决策。政治动员模式，比较适用于政策执行。不过，也必须依法推动，否则，容易造成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害。　　 第5章，分析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压力模式。具体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压力，以及国际媒体的外部压力。我们认为压力模式中存在消极压力和积极压力。对于“后大坝时代“的国际舆论，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笔者认为将外压模式的诸多观点当作一个的参照系，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第6章比较中西决策中的民意。重大公共决策中，民意不可或缺。民意，是重大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政府需要尊重民意并从制度角度创设政策表达的话语空间。　　 研究三峡工程决策沟通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重大决策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这是确保决策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需要利用媒体加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反映民意。我国媒体对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依附性，因此，媒体的政策讨论功能、政府决策过程的监督功能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呈现“此一时、彼一时”的消长状态。我们需要检视相关的新闻政策，赋予媒体更大话语空间。网络时代，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力量。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技术契机、民主的技术基础，增进政策讨论的意识，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因此，在第7章，笔者提出决策沟通中的网络模式。　　 第7章，分析重大公共决策沟通中的网络模式。随着我国政党、政府决策思维的转变，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协商民主观念的传播，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沟通模式的条件已经具备。对于诸如三峡工程这样的“巨无霸”项目等国家工程，也应该尽可能进行政治沟通，开展从中央政府的协商参与推动地方政府在重大决策中的协商参与。英国皇家科学院·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设计了协商参与的模块：◆国家级协商◆地方级协商◆民意测验◆常设协议评议组◆焦点小组◆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利益相关者对话◆互联网对话◆政府的前瞻计划等。这些方案，笔者认为需要加大对网络沟通的技术开发和制度建构。利用网络在公共决策领域中的优势，完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在这些方案中，我们需要考虑网络沟通的制度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