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音乐学界最早创办的音乐理论期刊,《音乐研究》的在场一方面证明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学术转型道路上的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在其刊物自身的历史性建构中,即已形成了特质意义上的办刊实践机制的自洽,也在通质意义上完成了与中国音乐学术研究机制的接轨。对《音乐研究》办刊实践的研究,是在重点梳理其整体实践的历时和共时角度基础上,在进行侧面地、局部地、场域性和场景性地对中国音乐学学术现代化历程进行互镜观照上,旨在揭示和阐释基于“出版人”身份立场所生发的探索实践对于中国音乐学现代学术体系构建的参与及意义。文章以《音乐研究》六十年的办刊实践为田野工作对象,其中既有办刊人局内身份的“口述田野”,也有刊物生产实践的“文本田野”,使用的材料涉及刊物原始资料、内部工作文件、编辑手记等具有地方性知识意味的场景化、形式化素材,通过其中形式与内容的互文、互动关系,将《音乐研究》的办刊历程、生产流程、实践机制置于“历史场域”“音乐社会”和“特殊机制”三层结构关系中来探讨和分析,总结和归纳了办刊实践的历时过程、观念生成、文化行为以及社会结构意义。所以,与民族音乐学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田野——异国他乡、偏僻村寨相比,这是一个家门口的田野,一种“书斋式”的研究,一项综合了历史与现实、口述与文本的“融合式田野研究”,是一类“城市音乐田野”的叙事与阐释。文章整体写作视角是基于“近局内”身份的文化经验个体化表达,并未过多取域和强调共性或共识的视角,而是通过“主位”的观察和习得对历史场域、音乐社会之于《音乐研究》办刊实践的文化行为核心本质的作用及影响加以深描阐释,进而得出《音乐研究》办刊实践思想观念、身份立场的相关结论,由此进一步提示音乐学术期刊对于音乐学现代学术系统共同体构建所具有的意义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