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为题,具有重要现实和学术意义:一方面,该问题关系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实施和科技创新治理面临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相关政策制订具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该问题是反映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界面,也是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交叉议题,对于推进深入的理论讨论和学科交流具有学术价值。论文在系统性回顾和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科技工作者公众形象”调查在多个年度的调查数据,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现状及变化趋势如何?（2）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受到哪些重要因素的影响?（3）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具体的特定领域技术的社会接受度有何影响?在第一个问题上,论文采取了对科技态度的多维度测量指标,发现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表现出“高度积极、适度反思”和“服从政府权威”的特点。虽然在1995-2011曾经出现过积极态度下滑的变化,但2011年后持续反弹回升,因此在长时段内看保持了总体积极且稳定的态势,没有出现对科学“信任危机”的迹象。在第二个问题上,论文构建了科学知识、大众媒体、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基于一般线性回归和混合线性回归统计模型,检验了这些因素对科技态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我国公众的科技态度均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部分变量的影响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点,例如:科学知识（素养）对中国公众的科技态度表现出很强解释力,且在十年间内没有明显下降趋势;电视媒体对公众的科技态度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公众社会网络与科学家的连接表现出对科学技术善意态度的负面影响;世俗/理性主义文化观念对科学技术积极后果的评价表现出负面影响;等等。此外,省份层面的现代化水平变量也对公众的科技态度表现出显著影响: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发展期”）的省份相比,处于更高现代化水平（“成熟期”）省份的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加积极,但这种积极态度在现代化水平最高（“过渡期”）的省份中并没有进一步上升。在第三个问题上,论文在控制了其它重要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维度的一般科学技术态度对公众在人工智能、转基因、核能核电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争议性科技议题上的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般科学技术态度对争议科技态度有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对一般科学技术态度更积极的公众,一般也表现出对特定技术或科学观点更高的接受度;唯一的例外是,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适度担忧,却并不一定降低公众的接受度。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论文与以往的相关研究发现进行了比较和对话,总结讨论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特点,提出塑造和改进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的建议。最后,论文讨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了未来的研究议题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