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躁》(1987)到《废都》(1993)，贾平凹问鼎长篇小说之初，总之得益于他对渐趋“转型”时代必然承受的阵痛的敏感回应，《商州》(1987)《妊娠》(1988)当然也不例外；随后相继推出的《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城、乡二元社会的中国特色又无疑得到了贾平凹集中的综合考量。新世纪以降，贾平凹专心致志地经营长篇小说，风华标劲，驰骋弗界，“现实”与“历史”并举，追索与回眸纷呈，民族奋进崛起及其百年沧桑在不断地碰撞融汇中俨然得到了精彩的叙事回报。其中的《秦腔》(2005)《带灯》(2013)《极花》(2016)锐意变革，拓展了他自《浮躁》(1993)《高老庄》(1998)业已形成的乡土叙事的气象、格局；而像《古炉》(2011)《老生》(2014)《山本》(2018)，无论如何截取特定的时间“节点”，审视百年中国的开阔视野，显然为之庚续的乡土叙事风范踵事增华，史诗蕴涵愈加深厚；之于《怀念狼》(2000)《病相报告》(2002)《高兴》(2007)逸出乡土叙事之外，无论“题材”取舍，还是推敲叙事，均为前述的文本提供了充足的探索、借鉴之处。总括而言，“汤汤水水”的日常生活所熔铸的“中国好故事”与贾平凹别具一格的“史诗”取径密切相关。泼烦的乡土“景观”，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果说逐渐展示了他乡土叙事“狠绝”的一面，那也无非是在“飘逸”与“朴拙”之上，醉心于“以实写虚”的叙事苦心的捷径。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探究贾平凹为中国乡土叙事注入的新鲜的活力及其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