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原告资格是当事人进入诉讼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原告资格背后的实质根源依然是权利的行使和维护,而权利的行使和维护归根到底依然是法学发展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利益。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展现出自身的脉络,而标准的变迁其实反映的是背后理论逻辑的变迁,即从管理权理论向诉之利益理论的变迁。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理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有:原告资格问题自身的复杂性;行政诉讼目的及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偏差;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设计问题;外来原告资格理论与本土法治环境的不适性等。要破除这些困境,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论作为指导并且建构起合适合理的体系框架。基础理论方面,管理权理论已成历史,诉之利益理论大为兴盛但有局限性,时代在呼唤更为先进的理论。管理权理论的指向为实体法中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强调私权,即严格的实体法上的个人权利。如此一来,原告资格被局限在私权受损的狭窄范围,原告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管理权理论可以说是传统行政诉讼法下的经典产物,注定会被更先进、更完善的诉之利益理论及相关制度所取代。诉之利益理论首先在民法上发端,关于其本质有三种学说:“国家利益说”、“当事人利益说”和“国家和当事人利益说”。国家行政权力已然发展得越发强大,且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足以实现国家利益,而行政诉讼本就是给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机会和途径,故行政诉讼应当充分考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诉之利益理论在德国诉讼法体系中以公权学说和保护规范理论为典型,日本是其理论主要的继承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纵观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从对“主观权利”“反射利益”等学术名词的工具化使用,发展到详细阐述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意义、价值和理念,再到对其能适用案件类型和范围的尝试和扩大,进而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确定当事人具有原告资格。此两种理论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又有权益保护理论正在形成。要解决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过窄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建构起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理论:行政法学的一般权利理论的建立;行政诉讼“一个目的,双重功能”的定位;权益保护中心论的行政诉讼及原告资格制度设计;权益保护理论的选择;以“合法权益说”为主、以保护规范理论为辅的标准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