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的设置作为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受到相关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环境所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治理机制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应。针对这一问题,以往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广泛的分析与研究,但始终未得出统一的结论。2005年5月我国正式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为股权治理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对原流通股股东因股票市场价值缩水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从而解决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以期实现真正的同股同权。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尽管现有的非流通股转为可流通,然而并不等于全流通,这一方面源于相关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取决于股东的策略选择。但是毫无疑问,股权分置改革必然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也因而引起股权治理效应发生转变。基于这一宏观背景,本文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治理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股权分置改革、公司产权性质和市场竞争对于股权治理效应能够产生何种影响,并结合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模式构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与结构如下：第1章,引言部分。该部分在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明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的内容、框架以及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2章,股权结构效应的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对股权结构与代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文献回顾与评述,为本文后续的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提供依据。第3章,相关理论基础及模型分析。本部分从公司治理的起源委托代理理论开始,对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归纳和梳理,并通过对制度论、机制论、结构论以及目标论等不同学者提出的定义的回顾,提出介于广义和狭义的公司治理之间的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随后对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总结出当前股权治理效应的研究趋势与我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影响股权治理效应的内部及外部因素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及评述。第4章,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基于代理成本视角分析。基于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划分为三个维度,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最终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结构的治理机制对于不同代理冲突具有不同的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对股权代理冲突和控制权代理冲突具有正向治理效应,股权制衡度对于股权代理冲突具有负向治理效应,而对控制权代理冲突则具有正向治理效应；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对债权代理冲突具有正向治理效应,对于控制权代理冲突则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第5章,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分析。建立在第四章的研究基础上,针对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权结构的变化引发的代理问题的变更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是股权分布方面还是股权性质方面。具体表现在国有股、法人股比例大幅下降,股权集中度的分散化,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显著提升。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引发各类代理冲突的变化,首先国有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表明原国有股股东手中股权逐步分散到其他股东手中,相对原国有股股东来说,这些股东更为关注公司成长以及长期价值,因此较国有股股东更有动机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股权代理冲突大幅下降；其次,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在股改前对债权代理冲突均存在较强的治理动机,国有股股东由于与公司主要债权人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同质性,降低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法人股股东出于对公司财务安全性和长期增长性的考虑,也存在维持与债权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动机。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两者持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这种动机也随之减弱。尽管在两配对符号检验结果中显示债权代理冲突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尽管并无显著的变化,但股权治理效应有所降低；最后,控制权代理冲突并未随着非流通股流通限制的取消而降低,反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有显著的升高,这主要源自于控股股东手中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增加。第6章,不同产权性质下的股权结构治理效应分析。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行分析,并基于产权理论,分析产权属性对股权治理效应的影响,检验产权的归属是否会决定股权治理效应的高低。结果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归属不清的产权性质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降低了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激化了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非国有上市公司鲜明的私有产权性质能够有效避免国有上市公司的这种效率缺乏,然而非国有产权并非如产权理论所期待的那样高效,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代理冲突方面,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债权人利益侵占情况较为严重,因此同样存在效率缺乏。第7章,不同市场竞争度下的股权结构治理效应分析。基于超产权理论,对于市场竞争对于股权治理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检验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之间究竟存在替代还是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认为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冲突和债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有所增强,表明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机制在针对股权代理冲突和债权代理冲突方面具有互补效应。而对于控制权代理冲突方面,市场竞争度的升高会制约股权集中度对控制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这表明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第8章,主要结论及权变治理模式构建,综合本文研究结果得出基本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背景,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优化以及权变治理模式的构建提出政策建议,并结合论文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内容的创新。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股权结构的变化,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日益严重,因此本文将债权人与公司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也纳入到研究框架中,采用结构方程对股东、管理者、债权人三方的利益冲突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扩展,提出一种中义的公司治理的概念。第二,研究思想的创新。基于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本文提出采用代理冲突指标对股权治理效应进行衡量,并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分为股权代理成本、债权代理成本和控制权代理成本。股权治理机制的治理机理即是通过股权结构的变化影响代理成本,从而改变公司绩效。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法人股股东持股比例等股权结构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采用回归方程的方法容易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检验结果。此外,由于回归方程一次仅能引入一个因变量,因此使用回归方程对股权治理效应进行检验只能将代理冲突分别引入,而无法将多种代理冲突综合进行考量。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各股权结构指标以及三类代理成本同时引入模型,克服了传统的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的方法上的缺陷。此外,受研究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以待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第一,未对全流通条件下的资本市场进行深化研究。股权分置改革虽已基本完成,但是受相关制度设定以及公司自身战略因素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因此本文并未对股权的流动性纳入到研究范畴之内。第二,未对其他权变因素进行研究。出于研究完整性的考虑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对于公司规模、政治法律因素、以及公司成长阶段等权变因素没有涉及。第三,对于代理冲突的衡量指标缺乏统计检验。本文对于代理冲突的衡量指标仅是结合前人研究以及我国相关制度设置进行选择,并未通过统计验证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