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是一份历史哲学的重要遗产。考察这一伟大遗产的理论源头,我们发现这是一条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卢梭、康德、黑格尔、最后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漫长发展道路。否定性辩证法早在古希腊哲学的丰厚土壤中就已孕育了它的内在精神,它是一种理性原则的生命表达。到了中世纪,人性善恶冲突的道德上升运动在历史哲学领域预设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在卢梭那里,人的否定自身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所推动的社会“平等-不平等-平等”的发展运动,已猜测地表达了历史的否定性辩证法。而康德通过大自然隐秘的计划,即利用人类社会生活中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抗冲突和“恶”的自我超越,进一步为历史的否定性辩证法做了理性的加工。到了黑格尔那里,否定性辩证法在逻辑学中,是一个三阶段的整体的有机生命运动,是“过程”的具体表达、扬弃的螺旋上升,在历史哲学中,则作为理性的狡计,通过“理性-激情”的动力结构,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宰。
　　 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性思想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的历史否定性辩证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见证了青年马克思同黑格尔彻底清算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全部历程。不容忽视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否定性辩证法的精髓与核心被马克思保留并继承——“作为否定环节的市民社会”、“异化规定内的普遍性”以及“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发展观。通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异化劳动批判”,马克思完成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理论的逻辑预设；通过对“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价值二重性”的资本的社会生态学研究,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贯通起来,阐明了资本的社会存在论性质和具体的历史性分析语境；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拜物逻辑批判,马克思把历史否定性辩证法贯彻到市民社会的最深处——物质生产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和人类解放的理性必然性,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通过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宏大历史进化图示的呈现,马克思把历史的本质阐释为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展开的-连串否定运动,把资本的本质阐释为在商品经济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三位一体展开,并从中揭示出人的生成与社会的生成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科学的高度上对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作了宏观勾勒。
　　 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表达:从篇章布局的结构体系到资本的生产、流通、积累、再生产过程,无不展示了否定性辩证法的严密逻辑和资本内在否定性思想的深刻内蕴。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中已经内含着各种危机的可能性,而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是“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是“必要劳动既存在同时又不存在”的悖论、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再生产更是伴随着工人境遇的每况愈下；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资本的连续循环要求与其连续性不可避免地中断、资本的加速周转要求与其流通过程中的内在障碍、社会总资本两大部类的比例要求与其“平衡的偶然性”,使得剩余价值实现总是处于“惊险跳跃”之中；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而作为现有矛盾的暂时解决途径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却因旧危机中包含着更猛烈的未来危机的萌芽,而无法遏制地一次次地更大爆发出来。因此,整部《资本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内含着深刻的自我否定——生产目的与手段的二律背反、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抗,以及其中包含的生产与消费、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必然是资本自身。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它正不自觉地创造着更高级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为扬弃自身作好准备。
　　 资本是一面反映人类特定历史存在的镜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既是当代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也是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坐标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是人类发展一定时期内社会阶级分裂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愈发精密的社会分工和领域分化,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完全对立使得民族国家分裂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市民社会与跨国国家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再次“混沌”起来；最后,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复存在,国家从社会中夺走的权力将全部返回社会,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因而,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各自的发展危机中,我们可以窥见了资本主义日渐衰败的历史命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日趋膨胀与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示了资本主义的时间限度。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坐标上,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度。从物质生产领域到日常生活、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资本疯狂的空间殖民一次次地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发展繁荣的生机。更为关键的是,资本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伟大变革,即通过将空间转化为商品,成功地把空间变成资本增值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所谓的“空间的本体论转向”——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从此,空间不再只是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消费社会赖以维持与发展的主要手段。然而,消费恐怖主义社会的到来与空间生产自身的悖论,提示着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度已悄然逼近,一种总体性革命的可能性与发展社会主义空间的趋势正逐渐彰显。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坐标上,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分离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自近代以降,历史特殊性是以私向化和世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历史普遍性则是客观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对抗性之中的人类追求社会进步的共同理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进步应该体现在人类共有理念对社会对抗性矛盾的超越而走向理想境界的实践过程之中。然而,随着资本的绝对统治所造就的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虚无化,历史似乎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操控下摆脱了对抗性中的前进而进入了永恒状态。马克思用历史辩证法指出,资本的历史意识悖论和人类的历史意识觉醒将宣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时代,相反,在资本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下,旧有生产方式中不断生长出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既扬弃资本时代虚假的历史普遍性,也扬弃带有这个时代烙印的“私向化、世俗化”的历史特殊性。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将成为历史的特殊性,与人类追求社会进步的历史普遍性再度相融与互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