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同数字技术不断深度融合,逐步迈进了数字贸易这一新阶段。数字服务贸易则是数字贸易中的核心产业,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贸易自由化不断推进,以及《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地生效,贸易便利化措施带来的优势越发显现,各国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措施,努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本国的对外贸易往来注入新的活力。这一背景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以及分析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对传统贸易便利化开展了较为广泛研究,但鲜有涉及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探索。数字服务贸易与传统贸易和数字货物贸易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需要构建能够反映数字服务贸易特征的一套便利化指标体系。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套针对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且进一步研究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依托传统贸易便利化指标,结合数字服务贸易特点,本文从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和金融服务三个一级维度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测度体系,对85个样本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畅通程度进行评估,横向了解各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程度的大小和差距,纵向分析各国在贸易畅通建设上的一个发展情况;其次,本文利用85个国家11年的面板数据,探究贸易便利化对数字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并探究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程度对出口影响的差异;再次,本文站在双边贸易的角度,分析了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差距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最后,分别依据经济水平、OECD成员国、数字服务部门等进行分组检验,进一步探索便利化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发现:（1）各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程度发展不平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好且便利化程度高的国家较多分布在欧洲。2017年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数最高的新加坡便利化得分是0.853,而指数最低的也门只有0.325,可见各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水平差距较大。（2）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建设成果显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2017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数在85个国家中处于30名,为中上水平,与2007年的46名相比,有了很大提升。可见近些年建设颇有成效,但与新加坡、美国等前列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电信基础设施普及方面存在短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3）从总出口量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各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便利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建设便利化带来的促进效应越大。从双边贸易的角度,两国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差距越大,数字服务贸易量越小。这说明,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的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两个国家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往来。（4）研究进一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OECD成员国、不同数字服务部门分组检验后,均得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建设的重要性的结论。通过改善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能更好地激发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推动其发展。同时,数字服务贸易越便利对知识产权服务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两个部门贸易的影响最大。最后,本文从提高电信普及率、改善制度环境、完善合作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合作。一方面,本研究能弥补贸易便利化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聚焦数字服务贸易的探索,希望能够为我国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制定有效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以推动我国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服务贸易便利化模式,从根本上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和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