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的通信产业发展迅速,在较短的时间发展到较高水平。1994年,政府取消了对该部门的监管,出台了五年全面“加速发展计划”。解除管制后,电信行业尤其是移动通信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变化,通信公司一直面临着开发新业务模式以迎合不断变化的需求的挑战。在快速变化环境中运营的通信公司需要尽快建立新的业务关系,以创造或维持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必须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复杂组织网络中共同合作,集成内部和外部功能为最终用户创造价值。这种复杂交易关系要求通信网络运营商实施商业关系治理。因此,随着移动电信组织间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边界选择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对移动网络运营商如何实施生态系统治理尚缺乏理论探索。本研究的总体目标填补现有研究对生态系统关系治理研究的不足,拓展当前研究领域,分析移动网络运营商如何以及为什么围绕其生态系统关系治理关系。移动网络运营商(平台领导者)在生态系统中通过治理机制,协调生态系统成员共同行动,达到共同目标。因此,治理机制是分析单位,关系是观察单位。总目标分为五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识别影响移动网络运营商和生态系统成员之间关系的关系治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第二个目标是确定这些决定因素的互动或调节效应。接下来的目标是检验移动网络运营商通过治理机制影响生态系统中与不同主体的关系。另一个目标是比较移动网络运营商生态系统中影响不同类别成员关系的治理机制。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17年2月至6月完成数据收集,共收集有效问卷630份。本项研究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随后对基于交易费用理论提出的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并对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关系治理进行了典型性相关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交易投资较大的公司将追求更高水平的纵向一体化;交易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交易频率与整合程度正相关;当资产专用性增加时,交易不确定性与纵向一体化正相关;当资产专用性增加时,交易频率对纵向一体化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所有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基于权力和契约的治理机制优于基于信任的治理机制;基于信任和契约的治理机制优于基于权力的治理机制;基于权力或契约的治理机制优于基于信任的治理机制;在移动网络运营商和技术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中,基于信任和契约治理机制优于基于权力的治理机制;在移动运营商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基于信任和契约治理机制优于基于权力的治理机制;对于移动运营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关系,基于权威或契约治理机制优于基于信任治理机制。本课题的主要创新点之一是在一项研究中全面检验所有独立交易维度,以确定治理机制的选择并比较每个维度的效果。另一个创新点是方法论。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者主要使用叙事方法进行研究,而为数不多的学者采用一种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定量分析限制了对交易维度在治理选择方面的相对重要性的全面理解。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定量技术)对这一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具有新颖性。这些方法在推断能力上显著优于传统叙事和非稳健方法。本课题的第三个创新之处在于研究领域选择和理论发展。移动运营商的生态系统管理领域一直缺乏理论研究,本课题提出的研究假设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未来可基于本研究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与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论点有关,治理选择取决于治理机制降低成本的能力。根据这一推理,拥有强大能力的公司可能会在不利的条件下从事不道德的业务行为,例如技术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它们很可能通过纵向或横向获取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从而享有垄断地位。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对行业监管机构和反托拉斯机构都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制定政策限制并制裁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从另一个层面看,行业监管机构可以设计政策,重建通讯行业,以便行业参与者积极进入,提高效率,同时减少行业现有佼佼者的垄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