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创作活动由于受到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限制,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她们的身体、情感、心灵需求及表达方式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一道男性中心文化的印迹.她们的创作不是直接表达男性中心话语的愿望和要求,就是在巨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讲述"她们"的公共性经验,在不知不觉中与社会理想重叠,而作为女性的独立话语功能受到削弱甚至发生变异.时至今日,女性完全从男性主流的社会中逐步的剥离,在写作上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感知方式和话语形式,并形成对应的美学风貌和品格.当全球都高度异质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同质性逐渐消解,众语喧哗取代了单声独白.在父权制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范式面临困境之时,那些压制在历史深层的女性经验和个人记忆便浮出地表,从边缘的缝隙和阴僻的裂口中流溢出来.她们个体化的声音远离政治中枢,也远离宏大喧嚣的公共话语,那些残留的个人情感记忆保留着对宏大叙事的绝望逃避.作为自我表征的话语,女性写作始终讲述自己的私人经验,其个人叙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隐喻、象征、原型和转喻的形式.新时期的写作,众多的女性作家脱颖而出,她们的绰约身姿从男性话语场中独立而出,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道道触目的风景.徐坤以无负荷的叙述方式审视当下文化现状,其间隐藏着女性智性建设的努力并呈现女性解放与建设同在的乌托邦;海男以纯粹女性化的语言去完成一个个关于生与死的原型故事的诗性祈祷,它植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深处,在灵与肉的倾诉中开启了那扇地狱之门……其中,陈染坚持返回女性内心叙事,对知识女性狭窄的"私人生活"的书写,贯注了作者非常真切的个人体验并彰显了解放的限度及可能;而林白,执著于把艺术触角直接插入女性意识的最深层,并不惜融入自己的体验和形象,把小说文本写成自己的生命铭文;她敏锐地感觉到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伤痛与苦难,看到在商业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及人性的普遍堕落,于是她以不同寻常的话语实践来表达对男权社会的绝望与反抗;她对于小说的私人性、想象性和诗性叙述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而又神秘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