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大机器时代,物质财富加速累积,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但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和破坏。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频发生态危机,为人类不科学、不合理的开发行为敲响了警钟,也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从哲学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严酷的生态环境现实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生态道德。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必须将根源关注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公民,而公民的生态道德程度与水平,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与难点。生态道德是人对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的一种价值事实、判断尺度。这种和合共生关系本质上是政治的,即人与自然互为权利的主体与受体、互为权利的限度与边界:当人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和自身的权利边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就会被打破,生态危机就会出现;当人正视自然的生存权利以及自己的权利限度时,人与自然之间和合共生关系才会得到重建。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没有道德则无法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良好道德素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重要方式。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必须约束公民的非生态化行为,发挥道德的能动性,倡导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公民个体生态道德的养成不仅有利于个体自身素质的完善,而且有利于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因此,公民的生态道德究竟是如何养成、如何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复杂环境中培养公民的生态道德成为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顺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提升公民生态道德水平的内在要求,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要途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极其漫长复杂的一个过程,既需要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自觉,这表现为生态道德自律;又必须有外部力量的引导和规训,这表现为生态道德他律。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既需要内化机制,重视考虑公民的内在个人生态道德素质,更需要外化机制,通过注重媒介使用、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打造,通过内化机制与外化机制的和合协同方式才能够使其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不断强化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通过生态道德的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通过生态道德他律到生态道德自律的内在转化,公民生态道德才会养成。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合力:从公民个体的道德自律,政府、社会、媒体为公民个体提供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外部支持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等方面共同努力。个体与外部的因素相互制约,共同促进生态道德氛围的形成和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