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各国间战略博弈加剧,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单边主义盛行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打破僵局,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发掘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持久动力的重要抓手。以往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将“一带一路”倡议设置为二元虚拟变量的政策处理变量,难以从政策属性力度、政策措施和政策配套等方面把握各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和作用机理。鉴于此,本文通过量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以求探索“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机理。本文搜集了2012—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的省市级政策文本483份,从政策属性力度、政策措施和政策配套三方面构建了政策强度的测度标准,实证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的政策强度会显著促进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2）我国东部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中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更大。（3）“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政策强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非沿线省份则相反,政策强度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4）沿海省份的“一带一路”政策强度只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内陆省份既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又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5）“一带一路”政策会通过对外贸易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对外贸易效应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地方政府要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制定协调性的综合政策。（2）地方政府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提高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应该注重人力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挖掘产业结构升级的多元渠道。（3）地方政府在制定“一带一路”政策时,要考虑自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东部地区在政策选择时要偏向市场导向的激励政策,中西部则需要系列配套政策。内陆省份“一带一路”政策的边际效应更大,因此应该更积极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