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体逐渐摆脱了自五代以来形成的“艳科”“小道”的固有观念,词体地位不断提高,并彻底脱离了唐宋时作为俗文学配乐歌唱的属性,最终完成了文人化进程,成为了案头之辞。清词号称“中兴”,词学理论亦有集大成之势,其中“词史”理论可称为最富有现实主义光辉的词学成果之一。本文沿着“词史”意识的出现、“词史”理论的确立和“词史”理论的完善这一发展顺序对“词史”理论形成的内外因素、理论内涵、词学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词史”理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背景。从词体发展角度而言,清代词体的推尊是“词史”理论形成的内部推动力;从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看,清初时儒家经世学风的重新苏醒和大批遗民文人抒发复杂情感的需要是呼唤“词史”出现的外部助力。此时的陈维崧敏锐地体察到了历史和现实的需求,他提出的“存词”以“存经存史”的词学理念成为了“词史”理论的雏形。而在实际创作中,清初广大词人已经将身世际遇和哀怨情思寄寓词中,创作出了大量可堪为“词史”的作品。理论与实践的双维互动促使着“词史”理论不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探索中迈向成熟。此外,诗教传统向词学领域的渗透亦是影响“词史”理论前行的重要理论因素。“词史”理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集团对词学领域监管力度的加强而滞步于康乾盛世,最终形成于常州词派的周济。在这一时期,词学理论与诗教传统经过常州词派的大力助推,达到了空前程度的结合。周济“词史”理论内涵的构建即受到常派创始人张惠言重立意、以风骚传统为本的词学观的直接影响。首先,他从作品的内在意蕴出发,指出词当超脱个人遭遇和一己之私的狭隘情感,而应寄托有关时代盛衰的感慨,达到史事、时事与主体情感的统一。其次,他对创作主体人格与词格的统一、所发情感的真实性以及发挥词反映时代环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要求,并指出了“可为后人论世之资”的目标。再次,周济结合兴寄传统与词的特殊体性相融合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寄托出入”说,可视为阐释“词史”创作手法的理论。自周济后,词论家不断对“词史”理论进行发展完善。常州词派后继谭献以文学与政教相通的社会功能为基本视点,以诗教大义入于词的品评中,是对周济“词史”理论的有力推衍。谢章铤更是以诗词同体为基点,超越了门派的限制,以“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对“词史”的内容和立意提出了更宏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了“词史”理论的格局。“词史”理论开辟了词学与史学传统的结合,不仅在展现时代风貌和词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上有积极作用,还揭示了中国传统追求欲说还休、隐而不显的美学特征。但常州词派过分强调比兴寄托不仅极易造成词作的主旨模糊,还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