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人民日报》1950——2014年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为例,研究党报的少数民族形象。研究从以下方面展开：在我国语境中,党报会选择建构何种少数民族形象?对于某个(或所有)形象,是如何建构的,遵循何种规则?使用哪些具体策略以助于少数民族形象的意义生产?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媒介形象一共九种,包括：受助者、歌颂和拥护者、生活改善者、民族文化的拥有者、民族团结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国家重要活动的参与者、家乡建设者、品德高尚者、负面形象-分裂者。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新闻的媒介形象存在一定的区别；媒介形象分别以个体、少数民族集体以及各族人民的面貌出现；年龄、职业对媒介形象建构无实质性影响,性别对少数民族形象建构的影响体现在从故意忽视性别差异到不强调性别差异的变化。同一篇新闻报道中的两种形象并非是孤立、无关联的,而是以补充、并列、包含、冲突等关系积极建构意义。《人民日报》的少数民族形象建构,是对新中国民族关系的再生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受媒介环境变化和党报改革的影响,在“如何建构少数民族形象”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在“建构什么形象”上变化不大,党报的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很难脱离主导性话语的影响。新闻报道框架是对少数民族媒介形象建构直接的规范。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框架被提炼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拥护党和国家领导、各民族平等团结、中华文化多元化、社会协调发展、个人素质框架。同一形象可以分别存在于不同新闻报道框架中,根据框架的不同转换其意义；或者通过同一框架建构不同形象,从不同角度表征某种意义,体现了作为符号运作的媒介形象生产和转换意义的灵活性。在媒介形象的具体建构策略上,新闻报道通过太阳、战争、同胞、花朵与眼睛几种隐喻的使用,呈现了社会制度优越性框架下的受助者、特殊时期的阶级战士、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以及对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视。通过新闻的引语源与引语考察了新闻中“谁在说话”以及“说了什么”,发现引语源的身份由其话语和说话的方式决定,单数引语源分别代表个人、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含汉族)和国家说话,复数引语源代表少数民族和各族人民(含汉族)说话；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通过补充新闻事实、表达态度和意见,成为建构媒介形象的重要手段。从叙事上看,二元结构是媒介文本讲述少数民族故事的重要模式,新闻通过“他者”与“自我”的二元对立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新旧对比,建构少数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