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是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前后,以票据的汇兑、存放为主要业务的货币信用组织。票号最早由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创制,后相邻县镇商号纷纷效仿,渐由地域商帮所专营。晋商票号从兴至衰,历经百余年,业务网点曾遍布全国,甚至境外；业务范围,下涉百姓生活,上达帝国运行,曾代行清政府“国库”之责。对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论文在简要界定和分析信用、信用制度及其构成要素和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晋商票号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创设的各种信用制度进行了系统分类和定性,探讨了票号信用制度产生的经济机理；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纵向考察了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兴衰演变,分析了票号信用制度在由各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社会信用环境中的经济绩效。论文认为,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效率是决定票号兴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有效率的票号信用制度,才使得晋商票号的社会资本迅速累积,交易成本降低,货币资本增值,成为晚清最有竞争力的商帮；而晋商票号信用制度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票号的自我约束和社会信用环境外在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论文在纵观晋商票号百年兴衰变迁之后,还将历史同期不同地域出现的金融中介信用制度“并置”于同一图景中,通过与欧洲近代银行信用制度和浙商钱庄信用制度的横向比较,对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特征和性质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论文认为,以“诚信”文化为信念、以“本地化”用人为担保、以股权激励为机制、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以重复博弈为基础是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系统特征。晋商票号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一种金融组织,是商业资本的高级形态,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它附着于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关系之上,始终未能与工业等近现代产业相结合。票号的信用交易主要以非正式约束为秩序和基本结构,其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化交换向非人际关系化交换转变过程中的。因此,尽管票号具备了一些从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向的技术条件,但在社会信用环境的制约下,并未完成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票号不能等同于近代银行,票号所实行的委托代理制也不能等同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两权分离制”。在对晋商票号信用制度及其兴衰演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从晋商票号内部制度建设、外部正式制度建设及信用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代金融中介信用制度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