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林琴南,1852-1924)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首开中国文学翻译之先河,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他本人以及他的翻译作品总是被贬低,甚至遭到完全否定。但翻译研究中操纵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林纾,以及认识翻译这一整体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理论框架方面来讲,操纵理论得益于以色列学者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而其方法论则直接来源于霍姆斯对描述翻译学分支的明确划分和图里对这一分支的发展。其后,安德烈·勒菲弗尔采用文化研究的话语继续发展了这套理论。在他看来,翻译即一种由两种具体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操纵的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运用勒菲弗尔的理论,分析了林纾有关翻译的言论以及他在进行文学翻译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论证了当时的中国人,上至清朝官员,下到知识分子、变革者和普通百姓,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科技、军事落后的自卑感与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文字的优越感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对林纾的影响在于,往往在他还没进行翻译前,就选择了“比附策略”。而“比附策略”又具体体现于林纾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总是将中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体散文的表现手法作为衡量西方小说技法的标准;另一方面,又经常将西方小说这一文类与中国传统笑话相提并论。 恰恰是林纾这种对于文学手法与文学地位的理解真正直接地操纵着林纾的翻译。在对美国短篇小说家华盛顿·欧文的原作《见闻札记》与林纾的译作,当然也是林纾代表译作之一的《拊掌录》进行描述性对比细读后,本文指出林纾译文中几乎所有与原文有出入之处,不论增补,还是删节,都折射着来自史传体散文的典型表现手法或中国小说一直以来所处边缘地位这两方面的诗学形态操纵。诗学对翻译这一人类活动、文化交汇点的操纵也恰恰为以平行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