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张佛泉1931-1971年的政治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勾勒了张佛泉思想之转折。本文认为,张佛泉的思想可以194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分别侧重于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在前期,张佛泉的思想深受晚清以来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格林、鲍桑葵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因为有感于国家危亡和国民的政治冷漠,他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方面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另一方面则积极动员和整合国民,他对强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个人主义十分不满,希望能够弥合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的二元对立关系,基于这样的诉求,他选择了“国家—国民”一体的国家有机体论、以自我作主为核心的积极自由观。不过,正如文中所分析的,张佛泉前期思想虽侧重于强调国家权威,但是个人自由在他心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他的自由观以积极自由观为鲜明特色,但是其中蕴蓄着消极自由的内涵。在后期,冷战、极权主义研究、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国民党败走台湾等国际国内事件给张佛泉的思想造成很大影响。因为警醒于极权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张佛泉放弃了弥合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的努力。他花费了大量笔墨解构国家的神话,在他的笔下,他早年推崇的国家有机体论完全站不住脚,现在则持国家工具论,认为国家只是人们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工具,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权利。为了捍卫个人自由,他严格区分政治自由与内心自由、法制领域与道德领域、社会与国家,其目的都在于把国家权威限制在一个严格的范围内,从而使个人自由免于国家权威的强暴,使社会自主性免于国家权威的蹂躏。总之,张佛泉后期思想呈现出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关键词是“限权”和“自由”。不过,正如文中所分析的,张佛泉虽然主张限权,但仍然重视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这一点与他前期思想对国家权威和社会统制的重视,又是一致的。本文认为,张佛泉思想的变化是理解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佳范本,通过他,我们可以管窥20世纪中国思想问题意识之变化。张佛泉前后政治思想的不同,乃是因为其历史语境的变化,论说所针对的问题意识也不同。张佛泉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在论述重心上确实有很多不同,在具体论述上甚至还有自相抵牾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最为核心的就是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公共权威的强调,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个人自由的张扬。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给我们启示也许就是:我们既要个人自由,也要国家权威;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紧张的一面;我们既要有效政府,也要有限政府,无能政府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的自由,全能政府则必然会威胁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