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和生育是女性参与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简称“两种生产”）的主要形式,生育和劳动就业权益保障是女性平等参与“两种生产”的根本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生育率持续低迷和女性就业率、就业质量难以提升的“双困局面”。中国人口发展态势表明,人口总量将提早于2022年达峰,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而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会严重影响资本形成,导致持久失业和经济停滞。国家已适时调整女性生育和就业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学界也在研究平衡女性生育和就业的对策和建议,但目前学界还很少从主体行动以及生育和就业协同联动的角度,探讨女性生育和就业平衡的实现路径。由此,本文在人口总量即将达峰、老龄化提速的新格局下,围绕“生育-就业福利”概念,通过个案访谈质性研究方法,客观描述女性“生育—就业福利”内涵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和社会环境支持等;进而运用元治理理论,分析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等供给主体在“生育-就业福利”供给中的主要问题为:女性个体及其家庭是我国“生育-就业福利”供给的核心供给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在“生育-就业福利”供给中均存在不足甚至缺失,政府供给不足、家庭供给乏力、市场供给缺失和社会供给缺位;并厘清其深层次的原因:血缘和性别分工等历史传统文化因素,以及政府未承担主导性供给责任作用,导致市场、社会和家庭主体的供给乱序,女性生育和就业价值的社会性未得到充分认可;同时,对日本女性“生育-就业福利”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借鉴;最后,探索我国女性“生育-就业福利”有效供给的实施路径。本研究进一步推动元治理理论的实践,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某些公共福利供给领域的合作过程中要发挥主要的功能。本研究中,元治理理论所定位政府应该承担的主导作用与其在女性“生育-就业福利”领域供给缺失的现实矛盾和迫切需求相契合。因此,本研究引入元治理的理论视角,审视女性“生育-就业福利”供给中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协同机制。在元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和家庭都应是福利供给的主体。既不是政府“全包全揽”,市场、社会和家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是政府“甩包袱”,将福利的社会化变成完全的市场化甚至私有化。本研究提出我国新人口形态下女性“生育-就业福利”的有效供给中,要使各供给主体实现良性互动合作,一定要首先突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进而发挥家庭的主体作用、激发市场的重要作用、培育社会的积极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实现福利供给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家庭的有效互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