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利益关系不断发生着变革和调整。长期以来,农村基层职能部门距离中央权力的监控较远,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弱,各类政治资源贫乏,人口教育程度偏低,一些矛盾不断凸显,基层政府权威的削弱乃至丧失使得各种突发事件屡屡发生。农村的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因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土地承包、农民负担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因此,基层组织必须从自身分析农村群体事件多发的原因,并寻找改革自身缺陷,重塑自身权威的出路。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认为,权威的存在不是来源于上级的赋予,而是来源于下级的认可;在农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上级政府授予,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基层治理需以民众为导向。因此,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权威地位的树立,应基于民众的认可,必须实实在在为民众办实事。本文将利用“权威接受论”为理论工具,认为基层组织权威的缺失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从基层组织行为失范以及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过度干预分析了基层组织权威缺失的原因,并由此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从重塑基层组织权威、确保村民自治、治理与善治角度提出了一些思考,力争为基层政权摆脱转型时期行政行为失范,政权功能退化,治理能力缺失等困境提供一些建议,从而提高基层组织执政能力,避免群体性事件,实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