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法罚则是由“惩罚措施”和“惩罚行为”两个部分组成的。通过考察明清时期66部家族文献可以发现,在惩罚措施方面,根据权利客体的不同,可以将罚则的惩罚措施分为以下几类:针对人格权的人格罚,针对财产权的财产罚,针对成员权的资格罚,针对身体权的身体罚,针对生命权的生命罚,此外还有鸣官究治和酌情惩罚两种其他惩罚措施。通过对惩罚措施的统计,可以进一步归纳出罚则的惩罚行为,按照宗法价值观重视的领域,可分为九类:祭祀类、修身类、孝悌类、财产类、妇道类、职业类、承继类、诉讼类、婚姻类。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家族法罚则有着和现代法学理论类似的惩罚原则和规则。在运用原则上,罚则以宗法制度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族长裁断原则为实施依据,以过罚相应原则为惩罚方式。在运用规则上,处理“限制家族权利能力人”时,会运用到株连规则;处理屡教不改问题时,会运用到累犯规则;遇到过错行为导致严重后果时,会运用到升格处罚规则;遇到悔过、补救情形时,会运用到减轻处罚规则;遇到罪大恶极、过罚不相适应时,还会运用到数罚并处规则。明清时期家族法罚则的繁荣原因在于:经济上,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社会习惯导致大家族普遍出现,随着人口爆炸,家族需要罚则这样有强制力的规范来管理族群。政治上,明清时期“皇权不下县”的治理结构,以及平民家族的崛起,赋予了家族法罚则巨大的发展空间。文化上,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给予了家族法罚则的道德层面的支持、影响了其内容与执行,而儒家化的法律又给予了家族法罚则法律层面的保障。明清时期家族法罚则的现实影响功过各半。从积极方面来看,它保障了当时基层社会的稳定、提升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促进了家族经济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看,它抑制了当时市场商业的成长、制约了民事法律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