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理学》一书的第六章中,冯友兰详细讨论了“理”和“势”在现实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提出了“理势合一”史观的基本内涵:(1)凡是现实的历史,都是合“理”的,又都是合“势”的;只合“理”而不合“势”的,则不能成为现实的历史。(2)现实历史的发展是“理”与“势”的互动与呈现,是一个具有生命性的演进过程;而历史的生命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历史的目的性与历史的伦理性。(3)人是历史的主体;无论是“理”与“势”的互动,还是历史的生命性呈现,都需以人的“觉解”为前提。本文以“理势合一”为切入点,以新理学体系为视域,以探寻历史的生命性为旨归,以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助力,对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理势合一”史观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论证。全文布局大致如下:第一章,考察冯友兰创建新理学体系时的历史境遇:现实层面的中日之战和思想层面的中西会通,分析这一历史境遇对他的“理势合一”史观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第二章,在对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做出简要说明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他对“历史”的基本判断,即“历史的二重性”;并分析这一判断所蕴含哲学意义:其一,打开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两个不同领域;其二,坚持了“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其三,肯定了“主观历史”的真实性,否定了历史观上不可知论和独断论。第三章,从“理有固然”、“势所必至”、“势无必至”三个向度,阐释冯友兰“理势合一”史观的基本内涵,分析他对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现实性以及历史的偶然性的认识,以此来说明他的“理势合一”史观与“线性进化史观”有着本质不同。第四章,借助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分析法,论证“理”的获得方式的有效性;以文本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势”作为一个历史哲学概念的合法性;并反思冯友兰的“理势合一”史观在历史层面的有效性以及在形上学层面的局限性。第五章,揭示冯友兰“理势合一”史观所蕴含的历史的生命性,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历史的目的性与历史的伦理性。历史的目的性在于对人性的解放;而历史的伦理性则是宇宙伦理的下贯。历史的生命性是他“理势合一”史观的本质特征。结论,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为出发点,通过一个“启示”和一个“回应”来阐发冯友兰“理势合一”史观的现实意义,作为对冯友兰“理势合一”史观的生命力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