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作为法律的哲学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是凝聚全社会的价值符号，是建构社会的重要理论。法治预设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权威（神圣）的关系，并为国家实在法设定准据。法治是对传统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的重新构造，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法治要建构社会现实，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内心信念和解释生活的模式，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传播。哈贝马斯和胡克高度重视传播在法治运行中的价值，因此其法哲学深深地打上了传播的烙印。法治传播的核心价值目标是规范法律意识的形成，而规范法律意识的匮乏预示了中国法律意识的潜在危机。法学界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法治，但是法治内涵常常被切割与偷换，法治在思想史的应有地位罕被提及。法治天然地依赖传播。从传播者的视角看，执政党注重意识形态对法治的修饰关系，对法治不做全面解释，政治领袖人物重视法律作用的言论需仔细辨识才能弄清其与法治的真实联系，法律知识分子的法治内涵缺少超越维度和终极关怀，由此可以把脉到法治传播效果低下的症结所在。唯当全社会能共享法治意义与价值，法治的社会构建才算确立。中国重大的法治传播实践普法和法制新闻报道成就巨大但都遭遇不同程度的困境。为此，需要以人本法律观、生活法律观、沟通法律观为基础重构现代中国法哲学，明确法治的确切内涵并予以系统发布，确立法治在当代汉语思想中的神圣地位。通过反思与革新现有的传播体制、清除传播障碍、重视传播效果和受众需求，使整个法治运行系统相互协调，中国的法治进程将成为一种沟通过程、生活过程，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人的尊严与幸福。导论部分展示写作缘起与问题意识，阐释关键概念与研究思路，核心问题是法治在当下中国是怎样被建构的？谁可能履行法治传播的神圣使命？对法治概念进行了重构并强调法治在汉语思想中的革新意义及其应有地位。第一章介绍哈贝马斯和胡克的法哲学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主义法范式是哈贝马斯对法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胡克以哈贝马斯理论为基础，在以法律人的内在视角认识法律的沟通性上获得重大突破。二位法哲学家都将沟通（传播）之于法治的关系提升到法哲学的高度，为我们重构当代中国法哲学提供了有益的思索。第二章研究了法治传播的价值在人身上的一个可能体现，即规范法律意识的生成。规范法律意识是对传统法律意识理论的超越，而规范法律意识的匮乏预示中国法律意识的危机。通过返回法律的形而上，反省法律的精神根基，确立法的应有位置，强化主体对法律的认知、意志、情感的参与作用，重塑法律意识理论，有望克服法律意识危机。。第三章分析政治领袖人物作为法治传播者的作用。政治领袖人物的号召力、领导力和强大的传播资源优势使他们倍受瞩目。政治领袖人物有许多重视法律作用的言论，这些言论与法治的关系复杂，需仔细甄别。政治领袖人物的言传身教作用值得反思。第四章采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行为、执政党对法治的认识三个观测点剖析执政党作为传播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就宪政与法治背景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进行探讨。第五章选取对法治之法的解释、对自然法的态度以及其法治观念的形成特质三个角度探讨法律知识分子作为法治传播者所起的作用。法律知识分子作为法治理念的命名者、阐释者，对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功莫大焉，但其法治观念存在先天不足。为此，法律知识分子需要继续完成其文化使命。第六章切入中国法治传播实践领域：普法，分别从主体、内容、目的、效果、限度等方面进行反思。对普法的主体、内容、目的、效果、限度作了符合法治根本价值和法治传播属性的说明。第七章进入法制新闻报道领域并评估这一法治传播实践。法治与法制新闻的兴起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法治是法制新闻的内在尺度，法制新闻是维系和实现法治的重要力量。法制新闻报道作为法律信息的专业性传播活动，在谱写中国法治传播崭新篇章的同时，面临意识问题、知识问题、德信问题的考量，需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