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中外的社会发展上来看，女性同男性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社会分工上都是巨大的。女性就像是男人的附属品，应该从属于男人。同样，翻译由于其从属地位常常与女性形象联系起来，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也从来不被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女权运动不断的深入发展，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从语言着手，她们认为女性想要解放，就必须首先从语言上先解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开始与翻译理论相结合，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时代。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打破传统文化强加于她们的种种桎梏，在译文中彰显女性的声音和身影，为女性争得权益，特别是话语权。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家的研究成果特别突出，比如说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洛图（Louis Von Flotow）。从本质上讲，女性主义翻译是一种提倡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为了尽可能的表现翻译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弗洛图提出三种翻译策略来完成其“重写”的过程，即增补（supplementing）、劫持（hijacking）、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在翻译中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意识形态使自己在语言中“可见”来进一步推翻男性权威，突出女性话语的主体性。本文便是在女性主义翻译的视角下，对中国女性译者尤其是朱虹的女性主义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国内并得到不断发展，其中，朱虹因其在女性文学与翻译的领先研究备受瞩目。朱虹在与穆雷教授的访谈中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她翻译选材的标准是：作者是女性，作品写的是女人。而且在翻译前她会反复阅读原作，从女人的角度写女人。她说：“我觉得自己翻译女作家的作品时更加投入，翻译男作家时我觉得有点距离。”本着这样一种翻译理念，朱虹翻译了大量的女性作家作品。本文通过对朱虹译作《嬉雪》的分析与研究，得出女性主义译者不仅可以作为女性主义读者的身份，同时还能作为女性主义重写者以及文化的操纵者的身份。通过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对作品中大量例子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朱虹在翻译中成功地把握住了原文的基调，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使得译文更加形象、具体和生动，能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我国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和处境。相比之下，中国的女性主义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要比西方的更加温和。朱虹的实践对于国内的翻译研究与实践都产生了影响。她们的女性主义意识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国的翻译实践，让人们知道翻译不仅仅是由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与政治、文化、伦理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性别意识在翻译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在翻译女作家或关于女性的作品时，译者可以从女性的身份、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着手，探索凸显女性身份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