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规划实施困难的现状与规划法律制度有很大的联系，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规划法律制度基本上是面向规划编制审批而非面向规划实施。城市规划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社会科学，无论是传统或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完善规划法律制度，是促进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而以“平衡模式”为指导，构建面向实施的规划法律制度，在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提出的规划实施平衡机制，正是在考察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治的宏观背景基础上，结合城市规划发展实际而提出的改革思路。　　 论文首先系统介绍了行政法领域“平衡模式”的理论背景和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以及与之对应的“管理模式”和“控权模式”的局限性，结合中西城市规划发展的趋势，提出“中西殊途，平衡同归”的理论判断。　　 本文论述古代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其目的是追溯“管理模式”渊源，同时也为正确认识“控权模式”的思潮准备依据。虽然古代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具有鲜明的“管理模式”色彩，但在思想意识上却具有“平衡模式”的深层基础。尽管近代中国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出现的重大的转型并导致规划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但由于战局的变化，这种转型在中国大陆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本文深入分析近代转型的特点和启示，特别是城市自治、公众参与、公示以及关注规划实施等重要思想，籍此引起对于建国后规划法律制度受前苏联“管理模式”的深刻影响而忽视公民权所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思，明确“管理模式”是不符合时代潮流而必须摈弃的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我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城市规划界“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愈加强烈。不少学者将英美国家的“控权模式”视为医治我国现阶段规划实施困难的灵丹妙药。为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法律制度，本文进行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其结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相去悬殊，并与本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和历史传统相适应，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国际模式，相反，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有向着“平衡模式”转化和演变的迹象。二是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法律制度以规划实施为核心的特色十分明显，这与我国以规划编制审批为核心的情况十分不同。三是城市自治的思想一向浓厚，尽管上级政府有一定干预，但城市规划总体上属于地方事务，这与我国集权化的倾向有所不同。对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我国必须结合国情探索自己道路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合理地扬弃西方的城市规划思想，吸取西方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有益精神内核而摈弃某些不适合中国土壤外在形式。　　 在城市规划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建国后我国延续并不断强化了根深蒂固的“管理模式”传统，这种以行政权为核心的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当今时代民主政治的潮流。而英美国家的“控权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而且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不符。本文试图将“平衡模式”引入到城市规划实施的法律制度之中，通过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机制分析，提出构建“平衡模式”的基本设想。并针对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建构了相应的规划实施的平衡机制，尽管这些构想并不十分成熟，但确实开创了一条新的完善城市规划法治的道路。　　 城市规划的意义在于实施，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平衡模式”在实施层面的构建。并从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法定规划层面，针对目前城市规划内容繁杂、主次不清的弊端提出分层次分类别编制审批的模式，并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思想为指导，从实施组织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救济机制等五个方面建构了城市规划实施的平衡机制。此外，本文还探讨了若干促进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　　 综合全文，可以归结为：以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平衡模式”为理论指导，建构面向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法“平衡模式”，尽管“平衡模式”的构建存在相当困难，但这一发展方向应当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