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在官场沉浮四十余载，对澶渊一役的胜利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生功绩无数，可谓一代名相。北宋“举世重交游”，身份地位的显赫决定了寇准一生要与众多人打交道，这种特殊的交游经历，影响了寇准自身的诗歌创作，他在交游中与宋初“晚唐体”、“白体”、“西昆体”三体诗人皆有往来，并受到这三种诗风的影响，诗歌也融合了三体的风格特点更具多样性；交游影响了寇准与“晚唐体”诗人群体的密切关系，他在承继中还对“晚唐体”进行了突破与发展；寇准的交游还与宋初隐逸、忠义、奢靡等士风有关，他的交游进一步扩大了这几种士风的影响，而士风也影响到了寇准的诗歌创作。从寇准交游的角度切入，将其交游与诗歌联系在一起，在探究寇准交游的基础上找寻寇准诗风受宋初三体之影响、与其他“晚唐体”诗人诗风之异同，同时探究寇准交游与“晚唐体”的关系、寇准交游、诗歌创作与宋初士风的关系。
　　论文内容主要由三章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章主要阐述寇准交游与自身诗歌创作的关系。北宋“举世重交游”，这种氛围自然也影响到了寇准，作为宰相的寇准宴集、游玩、唱和等等。寇准的交游对象主要分为在朝官员、在野文人与僧人三类，他在交游过程中与其他文人士大夫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其交游诗主要包括淡于应酬、抒发真挚浓情的酬唱诗；与僧人、隐士交游表达归隐之志的赠答诗以及不舍友人、寄托祝福的送别诗这三大类。另外，寇准与宋初“晚唐体”、“白体”、“西昆体”三体诗人皆有交游，其诗歌风格也受到影响。宋初三体诗风存在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特点，这也使得寇准的诗歌融合了三种诗体的风格，他的诗歌并非只有“晚唐体”的苦吟凄婉，还吸收了“白体”的白描淡雅以及“西昆体”的华丽典雅。以寇准为代表的诗人正是在兼收并蓄地学唐诗中寻找自己诗风的突破口，可见寇准的交游对其诗风变化以及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章主要阐述寇准交游与“晚唐体”的关系。寇准诗属“晚唐体”，与此诗人群体有着极为密切的交游。大起大落、长期漂泊于外地做官的经历以及受魏野诗风影响等因素促使寇准选择诗从“晚唐体”。寇准与“晚唐体”诗人的诗歌虽皆属晚唐诗风，但诗风同中有异，且寇准诗歌受魏野的影响最深。最主要的是，寇准对“晚唐体”诗风有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首先是他对苦吟精神的突破，他的苦吟较其他“晚唐体”诗人更为自然流畅，不显刻意；其次是寇准作诗不拘于五律，他的七绝有着甚高的艺术成就，能积极探索诗歌体裁的多元化；再有就是寇准对“晚唐体”诗歌狭小诗境的突破与拓宽，寇准多地做官，人生经历丰富，他见过许多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这些都使得寇准诗歌的诗境相比于其他“晚唐体”诗人更宽广；最后就是寇准对凄苦诗风的突破，寇准诗学晚唐，受贾岛、姚合等人诗风之影响明显，但又诗学王维、韦应物，诗风还蕴含有清淡、闲适之特点，有继承又不缺少突破，诗学晚唐而又不囿于晚唐，其诗歌特点、风格流变皆有其独特之处，诗风更具多样性。
　　第三章主要阐述寇准交游、诗歌创作与宋初士风的关系。寇准身居高位，他的交游与宋初士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诗歌创作也深受宋初士风的影响；反之，寇准的交游对宋初士风以及士风影响下的文学作品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隐逸士风是宋初的主流士风，寇准的交游对隐逸士风的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寇准等高官对隐士的推崇也进一步增强了隐士的自信心，同时隐逸士风也让寇准与众多隐士交游往来，创作了隐逸诗，推动了隐逸主题文学的兴盛；宋初文人士大夫普遍处于颓废士风中，他们轻视名节操守，在这种环境下寇准以自己的正直与对国家的热忱忠义，推动了宋初忠义士风的初步形成，促进了宋初文人对忠义士风的接受程度。寇准的交游及其有关报效国家的诗歌也使得忠义主题的诗歌创作得到了发展；宋初还流行奢靡士风，整个社会追求享乐，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下的寇准也无法免俗沾染上了豪侈的不良风气。寇准的交游虽使得奢靡士风进一步兴盛扩大，不利于文人精神风貌和心态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客观推动了社会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促进了奢靡宴会下催生的如唱和文学的兴盛。身为宰相，寇准的身上有着北宋士大夫的风骨与觉醒的独立精神，因此他的交游以及诗歌创作都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他知识分子。可以说寇准的交游与宋初隐逸、忠义、奢靡等士风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士风的形成或者兴盛与寇准的交游有着密切关联，同时它们也促进了寇准及其他文人有关隐逸、忠义、唱和等诗歌的创作，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北宋文学的发展与多样性。
　　寇准的广泛交游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交游与诗歌紧密关联。因寇准与三体诗人均有交游且深受影响，他的诗歌融合了宋初三体的特点，更具多样性；寇准对“晚唐体”的突破与发展让“晚唐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寇准的交游与诗歌创作对宋初士风的形成、兴盛等起着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身上蕴含着的北宋优秀士大夫的魅力也能让众多文人在他的影响下进一步接受社会的良好士风。总之，寇准交游对宋初诗歌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