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文化变迁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研究课题。本文拟运用民族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广西武鸣广寺屯这个外出务工型壮族村庄为例，对乡土社会婚姻圈和家庭结构的变迁进行研究，尝试解答这样两个问题：宏观上，源自于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其婚姻家庭在农民务工大潮影响下，呈现出怎样的流变过程？微观上，主导这个变迁的农民个体，其行为在流变中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笔者认为外出务工潮深刻影响了广寺屯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婚姻家庭经历一系列的消解与重构，具体表现为婚姻圈扩大化、择偶对象自由化、家庭分布松散化、联邦式家庭规模化等现象的出现。那么蕴含在这种宏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个体行为，形式主义者认为其与资本家一样是只求利润的，实体主义者则认为其行为仅以维持生计为目标，笔者通过研究认为这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是片面的。本文用动态、纵向的考察方式，认为在传统婚姻家庭中，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小农其行为主要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而无暇顾及利润，当务工满足了小农生存需要后，生存压力缓解的农民工在婚姻家庭上自然更多的表现出经济理性特性。因此笔者结合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观点，认为小农行为是兼具“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且这两种特点在生存理性的大范围下不断博弈又不断权衡，完成共生与转换，中国小农的行为便在这种此消彼长中长期处于“道义”与“理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