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发起了挑战,使得主流经济学更加重视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作用。危机后金融周期的相关研究开始受到主流经济学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资本市场效率相关研究中,如何解释股票横截面差异以及预测股票未来收益,一直是学术界、金融从业者、投资者首要关注的问题。过去部分学者也关注到货币政策对股票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将货币政策引入三因子模型来探究其不同风险因子在货币政策不同阶段的不同影响（石凡,王菲非,2015;周晖,2010;马勇,何顺,2019;）。但事实上,以往的货币政策一般是以实体经济发展的表征（如通货膨胀率）为锚定目标,极少以调整金融体系的风险为政策考量。但危机后,宏观审慎性等以主动管控金融体系风险的政策大量出台,使金融体系周期性在市场表现和管控政策中的影响日益重要。因此本文尝试将金融周期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我国A股市场定价效率的分析,借用三因子模型,检验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因子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出现的变化。为了探究金融周期下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变化,本文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周期综合指标,对我国金融周期进行了扩张-收缩阶段性划分。在划分了金融周期阶段的基础上,本文以不同类投资组合的月均超额收益为因变量,市场风险因子、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因子为解释变量,对比分析在全样本、金融周期扩张阶段以及金融周期紧缩阶段,三个因子系数变化。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周期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因子存在显著的影响,风险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确实是区分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其中,市场风险因子在不同阶段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影响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的主要因素。在金融周期扩张阶段,市值因子对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变强,账面市值比因子对股票组合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下降,在金融周期紧缩阶段,市值因子对组合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变弱,账面市值比因子对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解释能力上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金融周期度量和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相关的研究,而且也对不同金融周期阶段资本市场风险的界定和发展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