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支持更多国有企业灵活适度地运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以激发国有企业内生活力和竞争力。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股权激励作为企业的长期性激励工具,可以帮助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心理,提高其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度,从而关注风险较大但净现值较高的投资项目,可能起到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作用。在国资委的大力倡导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积极探索股权激励模式。然而,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否真正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股权激励的实施是否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风险承担是否在股权激励对国有资本配置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这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本文以2010-2020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作为中介的传导机制,并在进一步研究中选取股权激励契约中的关键要素检验不同契约设置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主要变量选取方面,采用Richardson（2006）的残差模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量化。在对变量做了相应处理后,借助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最后结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能够改善非效率投资,并在进一步回归中发现,相较于过度投资,股权激励的实施对投资不足的抑制倾向更为显著。（2）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施行能够有效克服高管的风险规避心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影响国有资本非效率投资的机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在影响国有资本投资不足的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4）在契约要素异质性分析中,就股权激励契约要素而言,股票期权对缓解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效用优于限制性股票,但是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限制性股票则更优;激励力度越大,越能缓解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业绩指标考核严格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反而抑制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一方面,要重视风险承担在其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提高对高管短期失败的容忍度,鼓励高管进行风险类投资活动;另一方面,要优化契约方案,根据企业发展现状“量体裁衣”,让高管感受到激励的同时,合理设置业绩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