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也是国际上的紧缺资源。自建国以来，中国就面临着能源短缺的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考虑到中国同时期的科技也举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技术进步与中国的能源总量攀升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能源回弹效应呢，如果会的话那么能源回弹效应值又会有多大呢，中国是否也存在“杰文斯悖论”呢？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界定了能源回弹效应的种类，并且详细介绍了直接能源回弹效应、间接能源回弹效应和经济范围的能源回弹效应三者之间的区别和作用机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即研究中国经济层面的能源回弹效应。随后构建基于技术进步的能源回弹效应测算模型，放宽对技术进步的假定从而选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SFA)来测度中国1994-2018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能源替代和技术进步都会影响能源强度的变化，故而运用LMDI分解模型对中国1994-2017年能源强度的变化进行分解，求出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程度大小，即测算出技术效应值，以期更为精准的测算基于技术进步的能源回弹效应值。最后将求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和技术效应值代入能源回弹效应测算模型中，求出中国1995-2017年的能源回弹效应值。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能源回弹效应的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1994-2018年期间，技术进步贡献率值的范围为0.36-0.72，有16个年度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了0.5，说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技术进步贡献率呈整体上升趋势，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2)在1994-2017年期间，技术进步是降低能源强度的最重要因素，其中12个年度的技术效应值大于1，说明在这12年间产业结构和能源替代对降低能源强度起着负面作用；(3)在1995-2017年期间，中国存在较明显的能源回弹效应。其中有13年存在逆火效应，在这13年里新增能源消费量都超过了能源节约量；有3年的能源回弹效应值为负值，此时的能源回弹效应值失去了分析意义；(4)在1995-2017年期间，中国陷入了“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能源回弹效应。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建议：(1)运用财政补贴和增加税收的方式，减少新增能源消费量；(2)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降低能源强度；(3)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降低能源强度；(4)大力发展与推广新能源，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