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宗治平到神宗熙宁年间,宋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与二程理学竞相问世,奠定了有宋一代学术伦理思想的基础,蔚为大观。苏轼伦理思想是蜀学伦理思想和宋代伦理思想的重要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关注苏轼的文学艺术思想,而遗忘或忽略了他的伦理思想。实质上,苏轼的伦理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苏轼的伦理思想既寓于其诗词书画之中,又有着其政论和传统典籍解说的特别载体,故达到了独见与彰显的有机统一。他的诗词直接揭示伦理主题的可谓不少,即便专门描述自然风光、探论历史人物的诗词常常也掩抑不住德性思维的光芒。至于那些重在接橥人生哲理、处世圭臬、道德律令、伦理智慧的政论文章和经学典籍的著说,更是其伦理思想难得的文本。苏轼伦理思想的影响既与其诗词文学作品的影响密切相关,又有其独特的道德文化奥蕴和人生哲学意义。不仅有对儒释道伦理思想的批判和辩证扬弃,更有对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和文艺伦理的深刻阐发,对人生哲学的洞观,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秦观指出：“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简》)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深得苏轼之道,指出了苏轼之学之关键在于“性命自得之际。”苏轼一生著作浩繁,但他自己最得意处却是《尚书解》《论语注》《毗陵易传》等。黄宗羲、全祖望在所编《宋元学案》中列苏氏父子为蜀学之首领,标举其学术宗旨为一家之言。《宋元学案》既列蜀学为一章节,说明明清以来学界虽视苏学为正统之异端,但大体上还把它看成是宋学一个重要分支。朱熹认为,苏轼的伦理思想不仅阐幽探微,近于王弼之发掘义理,关注道德之形上追求,而且“多切人事”,以现实人生和实用理性为思考维度,富有人本意识和人文精神。应该说,朱熹的论说是比较精准的,指出了苏轼伦理思想的内在特质和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一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品质和精神,彰显的伦理智慧具有雅俗共赏的普世性意义。苏轼的伦理思想产生于北宋现实生活的土壤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君主集权、内忧外患、朋党之争、文人主政是其基本特点。经济领域中,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有显著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三教并行；官私学盛；崇尚儒雅；学派林立。正是宋型思想文化的本质力量,使得苏轼这样的文化巨人得以产生。从文化渊源上看,儒道佛三家是苏轼伦理思想的主要来源。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济世爱民、为民兴利等思想成为苏轼政治、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道家的无为而治、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成为苏轼人生哲学的主导方面；而佛学则是苏轼的政治伦理、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的重要的资源。苏轼的伦理路向是会通儒、道、佛,以儒为宗,其思想内核中糅合了很多道、佛元素。政治伦理方面,苏轼继承传统儒家学派“以人为本”学说,将“致君尧舜”和“兼济天下"作为入仕目标,形成了鲜明的民本主义道德价值观。他认为：民者天下之本,以民为本,仁政爱民思想是安邦立国的根本；主张上自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应该爱民安民。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身份如何,爱民亲民始终是他人生中不变的价值诉求。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终生树立尊主泽民的政治抱负。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一生中,时刻为实现自己尊主泽民的政治抱负和道德实践而不懈努力,他的立朝大节与独立人格追求不断地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济伦理方面,他着眼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调藏富于民,其义利观表现出义利兼重的鲜明特色。他重视的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民众之公利,天下之公利,同时也是千万个体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权利。他重视物质利益,认识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物质财富的重要性。正是关于物质财富关系到国之存亡的见解,成为苏仁政爱民政治理念和重民利民道德情怀的思想基础。文艺伦理方面,苏轼提出“有道有艺”、“技道两进”、“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等观点,从中可以概括出“艺道两进”命题,深入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和创造规律。苏轼有较多关于“穷"与“工”关系的思考,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诗人例穷”、“穷能工诗”、“诗能穷人”。苏轼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其中抒发了强烈的身世之感。苏轼还对欧阳修“穷而后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苏轼十分重视将文格与人格结合起来,将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将读者与文本结合起来。在苏轼那里,艺术是表达善的手段,真、善、美获得了和谐统一。人生哲学方面,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对儒、释、道等传统哲学的吸收和融和,形成了一套崭新的、独特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既立根现实、正视现实又超越现实,在继承儒家“尽人事而听天命”人生哲学基础上又有新的超越,充溢着苦难人生的乐观主义情怀。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无往而不乐。苏轼伦理思想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他对传统儒释道伦理思想予以融合,创立了颇具特色的“苏学”或“蜀学”,为宋代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成分或养料,而且在于他所贡献的人生哲学和情本论的人性论,以及关于诚之本质、善恶与性情关系的思考。他个人持有的敏锐直觉加深了他对人生的体验和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他的过人的睿智使他对人生和道德的思考获得了新的高度和不凡的理论旨趣。比起以往的思想家而言,他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人生哲学思想,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