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理论的传入,中国新文学批评经由五四时期的启蒙阶段,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文学的批评家接受了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洗礼,开始由传统的外部批评转而关注批评自身。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批评突破了传统的批评模式,此时的左翼批评虽为主流,但同属自由主义批评范畴内的海派批评和京派批评凭借全新的批评理念和富于冲击力的批评实践迅速崛起,与主流批评形成鼎足之势。审美现代性理论的传入使京派批评成为三十年代各批评流派中最具审美意义的批评,作为京派批评的代表人物,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最能体现审美现代性理论对中国传统批评的改造和影响。本文尝试在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的现代语境下,运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进行全新解读,旨在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揭示出其批评的现代意义和审美内涵。本文第一部分对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现代语境进行了宏观介绍。首先,从时代背景和文学思潮角度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的渗透和浸润既是当时中国新文学批评发展的深刻背景,也是李健吾文学批评审美现代性特质形成的直接原因,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复兴和兴盛则为李健吾的审美批评提供了批评场域和批评对象。其次,批评文本的审美现代性源于批评主体的审美现代性的彰显。这里的“主体”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批评家自我主体,二是文学主体,两种主体的现代性解放和审美要求决定了批评的审美现代性特征。第三,京派批评的现代维度也决定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总体倾向,这种现代维度既有对传统批评的实用性的消解,又有对主流批评非文学化的反抗。第二部分对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分别从批评理念、批评标准、批评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全面阐述,其核心在于自我主体的彰显。李健吾从“灵魂在杰作间相遇”的批评理念出发,在批评中涉及到人生、人性、自我灵魂三个层面,充分展示了审美现代性视域下自我的完全解放和对自由的追求。以人性作为批评的最终对象,以自我为批评的主要依据,以“公平—真诚—自由”的公式为批评原则,李健吾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统照下,完成了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使命。第三部分运用审美现代性中“可读的”与“可写的”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揭示了李健吾文学批评文本的审美特征,其中絮语化、诗意化和散文化是其批评文本审美现代性的最突出的三个表现。第四部分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多重整合进行了溯源式的分析,一方面分析了西方现代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论对李健吾批评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李健吾自身的批评理论特色入手,剖析了李健吾批评理论体系中的传统因素。最后一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展望和发散扩展,以对李健吾文学批评体系建构的整体把握为切入点,从而对新文学批评审美现代性形成期待视野,以求呈现中国新文学批评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意义层面,并由此展望中国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