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正式确立了不动产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手段,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核心制度,但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制度设计以及实务操作之中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登记机关在登记程序中是否需要对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进行审查,因此实务中出现了大量因登记错误导致国家赔偿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达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成为我国理论界讨论得很激烈的话题之一。理论界高度赞同的方式之一是借鉴德法的法定公证制度和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的并行模式,将公证程序作为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前置程序进行实质审查。然而2006年颁布实施的《公证法》并没有规定不动产变更登记是法定公证事项。在2022年两会期间,又有学者在立法建议中重提公证的价值,希望增加法定公证事项。可见,理论观点和实践做法上的不一致使得明确我国公证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定位成为必要。本文试通过比较研究、案例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通过疏离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与不动产登记审查模式、分析在公证现实缺位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面临的登记错误的挑战、考察德国法国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与法定公证制度、论证我国法定公证制度引入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有其客观必要性和内在可行性,从而明确我国公证制度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