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对先秦思想的发展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本文通过考察老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过程,探究老子继承与转化礼乐文明的方式,分析老子思想体系的构成及其展开,探索老子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影响以及先秦诸子对老子思想成果的吸收和改造。本文以侯外庐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为出发点,力图把天道观、先王观内涵的变化与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促使先秦诸子探索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从而在宇宙观、心性论、治国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原创思想。从先秦思想的发展来看,宇宙观是先秦思想形而上的根据,心性论是沟通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重要环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目标。老子思想讨论的主题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他认为人道应效法天道,在宇宙观、心性论、治国思想等方面都有所放映,这些是先秦思想的新内容。战国时期诸子“变化”观念的产生是以老子“自然”观念为基础的,“变化”是“自然”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从“不自然”向“自然”回归的过程。在宇宙观方面,庄子认为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并用“自然”来统摄生成变化的过程,主张人要顺从自然,由此达到内心的平静:《易传》吸收了老子的自然天道观,在儒家的立场上用阴阳来说明万物生成变化的过程,创立了以“生生之德”为核心的宇宙观。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指出“气”对于天地万物的意义,以及“气”对于身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孟子与庄子展开了各自的心性论。孟子强调人应该从良知出发,实践伦理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四端,终得“浩然之气”;庄子则经“心斋”、“坐忘”、“丧我”超越感官欲望,在获得本然之性后,又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这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源于老子的“扩充”与“虚静”,二者关系密切,由于出发点不同,形成了重点不同的两种修养方法。战国晚期诸子更加关注政治权力的运用,从理论上探讨国家统治的模式。《黄帝四经》提出“道生法”的命题,社会秩序由此得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使老子的“道”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在这之后,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社会秩序独立于自然秩序,但又离不开自然秩序。这样,荀子的“礼义”秩序确立了君主支配社会的地位,并把这种君主权力道德化。与荀子不同,韩非把老子的“道”与政治相结合,提出“因道全法”的命题,把“道”解释为“法”的根据,使“法”成为天下人之法,“术”成为君主运用权力的手段,最终确立了以“法”为核心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