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环境问题进入了集中爆发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需要一种制度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要求,又能克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和基于市场型环境管制方法的局限性。在这一背景下,自愿环境协议被认为是未来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自愿环境协议起源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环境规制领域开始采用这一制度。大量实践证明该制度是行之有效的。自愿环境协议于20世纪90年代末为我国引入,但它在我国还处于初步立法和理论研究阶段,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深入挖掘。在自愿环境协议的诸多要素中,激励措施是其实施的关键,被学者认为是自愿环境协议的核心部分,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自愿环境协议的激励措施进行研究:第一部分,笔者概述了自愿环境协议的概念、类型,阐述了其行政合同的性质,并介绍了制度功能。第二部分,笔者对自愿环境协议激励措施的理论基础——行政法中的平衡论与环境法中的正外部性理论进行分析,以证明激励措施是自愿环境协议实施的关键。第三部分,笔者对日本、德国、荷兰、丹麦和美国的自愿环境协议制度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国外自愿环境协议制度的经验与不足。第四部分,笔者对我国的立法政策与试点工作进行详细介绍,力图对我国自愿环境协议激励措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主要有法律依据不足、经济性激励措施薄弱、非经济性激励措施种类单一、缺乏针对激励措施的保障机制。第五部分,笔者基于上述讨论,并针对我国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自愿环境协议的激励措施的一些建议:第一,完善自愿环境协议的立法工作;第二,提高经济激励措施的强度,具体内容包括重视财政政策工具、全面利用环境税收工具、引入环境信贷政策和降低协议成本;第三,综合运用各类非经济性激励措施,如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和要求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与信息服务;第四,构建包含明确企业主体权利和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的针对激励措施的保障制度。